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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百五十九章 关键路口

    1985年的除夕,对于许多文体届未来的新星也是不同寻常的一年,各种滋味自在心头。

    就比方说未来的跳水皇后高敏吧。

    自打转糖转出了一条龙来,这个小姑娘就坚定的留在队里,一心一意,努力训练,再没有萌生过退缩的念头。

    1985年年初,  她的努力和付出终于获得了回报。

    国家队下达通知,让她如愿以偿成为“国家跳水少年集训组”的一员,去京城参加集训。

    来到国家队的高敏,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新奇。

    国家队的生活环境与省体校完全不同。

    由于跳水运动员既要保证每日所需的高蛋白营养,又不能摄取过多脂肪,所以每天的两顿正餐中都有海产品。

    国家队的配餐有着严格的规定,  每个运动员每天的伙食标准是三十元人民币。

    而这时,京城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百八十块。

    然而伴随着伙食标准的改善,训练强度也在不断增加。

    在国家队,每个队员必须遵守严格的作息时间。

    早六点起床、晚十点熄灯。

    每天的训练时间在八小时以上,只有星期日下午有半天的休息时间。

    基本上就是训练、吃饭、睡觉、比赛,还有文化课。

    偶尔在训练局放一场电影,那也得十八岁以上才能看,像高敏这样年龄小的队员没资格。

    甚至就连春节也是一样,最多就多放半天假。

    所有人都不能回家,必须坚持训练。

    1985年农历除夕的下午,京城的天空开始飘雪。

    高敏还是第一次见到下雪。

    这個除夕,她也是第一次没有和爸爸妈妈在一起,而是和其他队员一起在训练馆度过。

    但让她尤为失落的是,她刚刚知道了自己是代训的,所以没有队服。

    原本进入到国家队,她还觉得好像是对自己一个交待,就是说她高敏也进过国家队,怎么着也算是来过了,  要能穿着国家队的对付回到省队也算不错。

    可代训的真相,却彻底打破了她的心理平衡和平静。

    这就是让人无奈的现状,我国长期以来的运动员选拔方式是逐级选拔。

    有体育天赋的孩子被发现后,  经基层体育部门推荐被输送到上一级体校。

    每年,各省体委都会向国家体委输送大量代训队员。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最终能够留在国家队的只是少数。

    所以代训并不意味着高敏就是国家队的队员,只不过是意味着,高敏还需要通过更严苛的考验和竞争来证明自己。

    这个除夕,还有一个未来将在内地歌坛绽放出万丈光芒的女孩和高敏一样。

    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情绪陷入深深的低落中。

    那就是海淀区205中学的学生张嫱。

    (前面化名用的是张婍,章节锁死,没法改了。在这儿更正一下)

    坦白来讲,她的运气还不如高敏。

    因为她的的歌手梦,不但从一开始就遭遇了沉重的打击,而且所有的努力都是没有任何回报的。

    1984年的暑假,她看到了宁卫民在天坛书市组织的表演,受到崔建演唱的鼓舞,才生出勇气去参加海淀区歌手大赛的。

    参赛现场,她手拿她手拿妈妈给她买的吉他,又蹦又跳的唱了一首美国卡朋特兄妹的代表作《什锦菜》。

    可没想到一曲唱罢,却把评委们吓坏了。

    要知道,  在这个年代,李谷一的《乡恋》都能被批为靡靡之音。

    当时参赛的歌手大都唱一些红色的革命歌曲或者是民歌。

    即便是胆大妄为者,充其量也就唱唱刘文正、邓丽君的歌,就已经很了不得了。

    她这一首英文的什锦菜加在中间,虽然发挥不错,可实在是超前。

    显得那么突兀,那么不合时宜。

    即便是在标新立异者的范畴里,也显得太过分了。

    所以这场比赛如同许多人预料的那样,她没有取得任何成绩。

    她从评委的口中得到的只有五个字,“回家等通知”。

    而其他参赛者们,则在她下台后窃窃私语。

    “唱得真不错,但估计没戏。”

    “为什么没戏?”

    “人家肯定不要这样的。除非是民歌和偏美声的……”

    如果说,这件事到此作罢也就算了,张嫱虽然郁闷,过上几天也就能调整过来。

    但最能把人逼疯的,是老天爷好像把机会又送到了你的手里。

    偏偏趁你不备,又把你的机会夺回去,并且当面扔在地上左一脚右一脚的践踏。

    这次比赛,张嫱其实并未全然一无所获。

    一位二胡演奏家注意到了她。

    并且经过私下联络找到了她,邀请她参加自己剧团的演出。

    于是张嫱终于有了在smx第一次参加正式演出的机会。

    初次登上剧场舞台的她被音乐和灯光所倾倒,她载歌载舞,又唱又跳。

    就连头一次用麦克风,都让她极为兴奋。

    但可惜的是,第一场演出尽管获得了热烈的掌声,但仍有不同的声音响起。

    有观众找到了主办方,点名说不喜欢张嫱的表演,希望她下一场别再登台了。

    就这样,张嫱在后续的几站中,一直没能再拥有表演的机会,这让她备受打击。

    回到京城之后,小姑娘甚至都不想出门见人了,着实萎靡了一阵子。

    后来还多亏了母亲所在乐团的同事们指点,张嫱才搞懂了她屡屡遭遇挫折的原因。

    那些专门搞音乐的叔叔阿姨都是这么说的,“哎呀,丫头,你唱的这些歌儿太流行了,大多数人哪儿接受的了啊?尤其是小地方的,非得被你吓着不可。像你这种唱法,只能去南方的一些音乐茶座里唱歌。因为那边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接受外来文化比较多,只有那里的年轻人,才能接受伱这种唱法……”

    要去南方吗?

    张嫱还真的动了这个心思,只是她也知道,这件事实在不切实际。

    且不说她还只是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还没法彻底离开学校。

    就是她的妈妈再开明,无论在奇装异服还是另类歌唱风格上再怎么支持她。

    也不会放心让她长期离家,独自一人,去那么远的地方的。

    那该怎么办?

    难道京城就没有一方小小的舞台能够承载自己的梦想,任自己痛快的歌唱吗?

    不,还有的。

    马克西姆餐厅不也是像外国酒吧一样的地方吗?

    要不然怎么会有“七合板”乐队那样的前卫演出?

    除夕的这一天的年夜饭,张嫱终于下了一个决定。

    她在餐桌上开口母亲寻求帮助,希望妈妈能帮她联系一下马克西姆餐厅的负责人,看看她是否能在那里登台表演。

    还不光是年轻人对未来充满迷茫,中年人也是一样。

    这个除夕,来自美影厂的动画导演戴铁郎也没能够回沪海过春节。

    而是在京城的旅馆里焦急的等待有关他的动画片《黑猫警长》的一个重要消息。

    临近中午,制片主任终于回来了,带回来的消息让人松了一口气——“绿灯”通过。

    只是制片主任郁郁寡欢的表情,不见丝毫喜气,仍然让戴铁郎感受到了这件事里另有文章。

    关上门一问才知道,果不其然,原来已经制作完成的五集《黑猫警长》是有条件获得放行的。

    美影厂暂时没有可能再继续制作像《黑猫警长》这样的动画片了。

    “为什么啊?”戴铁郎不可思议的询问。“这片子所有人看过,反响不都很好吗?尤其是孩子,没有不喜欢的……”

    “不是的,争议还是挺大的。有些专家对这样一种风格,这样一种形式,就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他们觉得过于商业化。”

    “商业化?我们追求的本来就是商业化啊。难道日本的《铁臂阿童木》和《森林大帝》不商业化吗?我们的目的不就是要弥补国内多集动画片的空白吗?”

    “日本是日本,咱们是咱们,我也解释了。可专家的意思,我们还是应该保持自己的民族风格,多拍水墨动画片这种强烈艺术风格的短片,才能在国外获奖。”

    “这是什么话?他们难道看不到我们和人家的差距吗?我们要再不拍一些能让孩子感兴趣,产生共鸣的多集动画片,今后电视上就全是外国人的动画片了。不行,我得找他们好好谈谈。”

    “别别,老戴,你可别冲动。这已经是我们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了。你要太计较,弄不好咱们的一切成果就得付之东流。说真的,其实许多意见我都不想告诉你,就是怕你气坏了。像有人就提出,子弹怎么可能转着弯去击中一只耳呢?还有人批评咱们这部动画片过于血腥,情节故弄玄虚,给孩子的是一种荒诞教育。甚至还有人提出,咱们没有民族化。应该在黑猫警长坐的那个摩托上面贴一条龙……”

    望着窗外飘落的雪花,戴铁郎不禁痛心疾首,“哎,故步自封啊!这也太不重视外部环境的变化了。咱们美影厂一年只有四百分钟的产量,还得拍艺术化的东西,今后可怎么跟人家去争啊!”

    “那就不是你我能考虑的事儿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

    制片主任拍拍戴铁郎的肩膀,又看了看表,“老戴,咱们还是说点实际的吧。任务既然完成,咱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一起去火车站,看看能不能搞到明天回家的车票……”

    有人感受到桎梏,对此无能为力,然而有人却拼尽全力的要挣脱桎梏。

    1983年,从仪器厂破格调入儿童文学出版社的郑元洁,哪怕处处磕碰,但始终也没放弃追求按劳分配的可能,没有放弃把写作商业化的目标。

    为此,他竟异想天开的想办一本不登别人的作品,只登他一个人的作品的杂志。

    他认为必须如此,才能显现出他真正的价值来,拿到原本应属于他的稿酬。

    才能使他刚刚学步的儿子,搬出楼道内处处是“滋滋”冒气高压锅的筒子楼。

    应该说,在这个年代,郑元洁绝对算是有能力,又有勇气的文化创业先锋了。

    只可惜,大多数人是见不到别人标新立异的,哪怕不碍自己的事儿也不行。

    所以郑元洁越是着了魔似的为这事奔波,就越遭人耻笑。

    无论去了那家刊物的编辑组,他听得最多的一句回复,就是“郑元洁,你童话写多了吧?你说的那个,压根儿是不可能的事。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就这样,郑元洁的“自不量力”和“异想天开”,使之沦为许多文人的笑柄。

    再加上他的小学没毕业的学历,简直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为此,不只一个人曾公开指责过,说郑元洁纯粹是混进文化队伍里的人。

    直至1985年的这个除夕,郑元洁回到老家太原,见到了在山西团系统任职的朋友赵延平,事情才开始出现转机。

    郑元洁一想,团系统是可以办少儿报刊的呀,所以才见面,就对这位朋友脱口而出。

    “想发财吗?想发财咱们就一起办个刊物。”

    说实在话,赵延平当时听了郑元洁的想法也无比惊讶。

    因为这种方式,这种形式,他从来没听说过,更难以想象。

    就靠一个人支撑一个刊物,郑元洁吃得消吗?

    就靠一个人支撑一本刊物,又会有多强的生命力?

    万一这个订阅的费用都收上来了,要是稿子出不来了,该怎么办?

    到时候,就是想把钱退给全国的读者,都没法操作这事啊。

    那谁兜得住?

    风险太大了!

    “老赵,那些刊登和连载了我的作品的杂志,销量都上去了。虽然他们不说,但是我自己知道,就是我的作品给他们带来了盈利……”

    “哥们儿,你放心,我绝不会撂挑子。即使我写不出,我也可以给你找别人组稿,保证能按时出刊……”

    可尽管这个主意听起来如此的不切实际。

    但由于郑元洁拍着胸脯做出这样的保证,赵延平最终却被好朋友的执着、自信和热情感染了。他还是答应春节过后,会跟主管领导试着申请一下。

    就这样,郑元洁和赵延平的事业,走到了关键的十字路口。

    只是此时此刻,他们远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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