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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六十四章 甲方乙方

    商场上的人应该是非常务实的。

    要么图名,要么图利,要么希望名利兼收,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事儿。

    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像宁卫民这样不图名,不图利,信奉“好汉护三村”,只想脚踏实地为家乡父老做点实事的人,无疑是当下极其少见的异类。

    他的风骨多少已经有点接近那位开办胡庆余堂的商界前辈了。

    哪怕张士慧这样只为邀名露脸的主儿,也算得上是商人里的良善之辈了。

    不过说实话,像他们这样的行为,在过去是很普遍的。

    因为这其实恰恰就是华夏商人和西方商人最不同的地方。

    华夏人心里有家国情怀,追求的是能够和睦相处的生存环境,哪怕商人也是如此。

    只是华夏经历过翻天覆地的巨变,商业传统出现了历史性的断层,如今这才显得希罕了。

    诚然,也正因为如今华夏内地商业环境需要重塑,什么千奇百怪的现象都有。

    有人不图利,不图名,甚至也不愿意做事,费尽心机就想弄一个与外方“合资”的名义。

    这也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事儿,即便是三十年后的人们也是绝难想象的。

    宁卫民就遇到了这样连他都要瞠目结舌的怪事。

    …………

    在把“慧民读书社”的事儿规划好了大致计划,甩给了张士慧去执行之后,宁卫民就抽身去忙别的事儿了。

    毕竟花钱容易赚钱难,他有心做公益不假,但这份善举也是需要经济实力才撑得住的。

    不去开源哪儿行啊?

    还是得继续奋斗啊。

    何况无论公事还是私事,好多事都需要他操心呢,自然不可能守着这一个书店浪费时日。

    于是按照轻重缓急,宁卫民接下来就联系了轻工局的李处长。

    打算先推进拉杆旅行箱的合作项目,把这件事敲定再说。

    宁卫民和李处长是今年春节过后在飞往东京的飞机上遇见的,很有点风云际会的意思。

    彼此间既可以算得上有缘,也可以说算得上投缘。

    当时这位代表轻工局出国考察李处长,在下飞机取行李的时候,一眼看见宁卫民一行人使用的拉杆旅行箱,直接就被震惊了。

    在他眼里,这样的旅行箱是是如此的漂亮,是如此的便捷,误以为是最先进的外国产品。

    之后一打听不要紧,居然获知是宁卫民发明的新产品。

    这对他来说简直不可置信,当场就表示出强烈合作的意向,显示出了极高的热情。

    别说,临回国时,李处长还真的去了宁卫民的大刀商社拜访过。

    虽然彼此接触时间很短,但眼见为实是最能增进信任感的。

    当大致了解了一下大刀商社的经营状况后,以及拉杆旅行箱在东京供不应求的情况后。

    李处长就毫不犹豫地把这个合作项目定为他回局里交差的最优之选。

    而等到李处长回国后,他也显然一直在尽力促成此事。

    实际上,在银座的坛宫开业后不久,宁卫民就在东京收到了李处长发来的传真。

    李处长告诉他说,局里已经基本批准这个项目了,希望他找个时间尽快回内地,与之商洽具体合作条款。

    所以这次宁卫民归国,对于双方合作达成,无疑是抱有极大期许的。

    为了与李处长的再度会面,他可以说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不但带来了从东京购买的礼物,详细的产品资料,样品和图纸,还准备好了支票。

    只要考察完毕,选好工厂,谈妥条件,他马上就可以给付款项,让工厂开工。

    尤其头几天见霍司长的时候,他还从霍司长的口中了解到一个惊人的消息。

    在东北的SY市,亏损已达十年的一家国营企业!

    负债额超过全部财产三分之二的防爆器械厂!

    刚刚宣布倒闭了!

    这在十年后不是个问题,但在这个年代,却属于打破先例之举,非常让人震惊。

    这说明什么?

    只能说明连铁饭碗都不保险了,盛大锅饭的这口锅,也可能有朝一日被打翻。

    同时还能说明,国内目前恐怕已经不是纯粹的卖方市场,短缺经济了。

    如今可不是所有的东西,不管好坏,只要生产出来都有人买了。

    不是只要不凭票,东西就能被顾客抢光,价格还一个劲地涨。

    毫无疑问,作为生产企业,京城这边的许多工厂肯定会因为这个消息,感到物伤其类,兔死狐悲。

    一定会对自己的未来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

    因此宁卫民认为京城这边的厂家不管日子好过还是难过,都会希望自己的厂子能更保险一点,谁也不会拒绝他的订单。

    而反过来,他也不是那些惦记着往死了占便宜的外国资本家。

    只要能够保证质量,不出问题,他其实很愿意开出足够优厚价码。

    再怎么说也是一家人,让京城的厂家赚走了,这叫肉烂在锅里。

    反而他要是在差价上赚得多了,把利润都拿走,那边还得多给日本政府缴税呢。

    那干嘛不把利润尽量多的留在国内,干嘛不对家里人实在点?

    即使同样在缴税,那也是支持自己的家乡建设,是爱国之举,对不对?

    总之,宁卫民从不认为两边存在什么根本性的原则问题,会有什么谈不拢的实质障碍。

    在他心里,这件事应该是稳拿把攥了,其余的就是快刀斩乱麻的确定工厂,签合同了。

    可结果没想到,实际情况却和他想象中完全不一样,这件事居然“难产”了。

    现实又给他上了一课。

    问题不是出在李处长身上。

    应该说,李处长办事还是挺实在,也挺靠谱的,前后带宁卫民去实地看了三家厂家。

    有两家是轻工局麾下排名第一和第二的箱包厂家,还有一家是轻工局下属最大的皮革制品厂家。

    三家工厂规模,最小的也在千人以上,生产设备和职工素质,也是全市最好的。

    不过这三家厂子虽然一开始都挺热情,也很感兴趣,甚至还摆酒迎接,热情款待。

    但由于宁卫民为了给日本政府少缴税,不能直接和国内工厂产生联系。

    需要以国内的易拉得公司为中转,好把出口价定的高高的,用这种方式把绝大部分利润留在国内。

    所以宁卫民并不是以日本大刀商社名义跟代工厂商签合同的,能以这易拉得的名义来下订单。

    而且所有的原材料都用的是本地采购,不涉及进口。

    最终的成品质量要求也极为严格,还不允许厂家超量生产在国内销售。

    这些厂家就非常奇妙的转变了态度,变得不是那么热衷了,甚至很有些冷淡。

    “李处长,这个项目我们的能力可能接不了啊。您知道的,我们下半年生产任务重。宁先生的要求这么高,订货量又大。我们勉强承接,怕是达不到质量要求。我们可是怕被扣钱啊。要不,您二位去问问别人……”

    有的厂子拒绝的还委婉点,开始自曝其短。

    而有的厂子却忍不住公然对易拉得的成色表示嫌弃。

    “哎呀,原来你们不是外资企业啊,只是个合资公司。李处长,您这可没把事儿说情况。您当初跟我们传达指示的时候,说是来自日本的海外订单,我们就当成外资企业了。要不这样好了,局里等两天,我们厂领导班子再开会合计合计,看看生产计划能调配开不行……”

    有的厂子甚至不惜当面发起了牢骚,还大言不惭要条件。

    “我说李处,咱局里可不够意思啊。我可听说局里可是把西德的订单都给了老马他们厂了!光每年原材料的进口配额有三百多万。怎么?我们厂就这么不受待见,就拿这种订单对付我们。也太厚此薄彼了吧?要我们接订单也行,但我们有条件。您得同时再给我们介绍个真正的外商来……”

    总之,虽然这件事有着良好的开端,中间也算顺利,但最终没能有个完美的结果。

    实际上在不同程度上,等于三家厂子都回绝了宁卫民的订单。

    这不但让李处长感到十分尴尬,觉得自己有点办事不周,累得宁卫民白跑了好几趟。

    同样也让宁卫民感到十分光火。

    他是怎么都琢磨不明白这三家企业是怎么想的?

    明明都是钱啊,而且他也可以给外汇啊!

    怎么这些厂子到了最后,就没人愿意拿正眼瞅他了呢?

    反倒弄得他好像低人一等,是他拿着支票来求人的呢?

    他可是甲方啊!

    甲方!

    你们这些乙方臭牛个什么劲?

    这事儿都邪性了都!

    是不是外企又怎么了?

    就这样,本来挺好的事儿就这么出了岔子,李处长推荐的几个厂子都是消极对待,完全没法再继续谈下去了。

    这仨厂子算是把宁卫民和李处长一起给撂在半路上了。

    后来啊,几还是李处长不甘心让这事儿糊里糊涂就办砸了,有点怀疑是局里谁给他下绊子了。

    不惜找遍所有的关系,东打听西打听的,几天之后才弄明白怎么回事。

    敢情这事,跟宁卫民是不是以外资企业的名义跟他们合作,还真有关系。

    关键就在于此时外资企业的特殊地位,以及他们在共和国境内所享受的特殊优惠政策上了。

    众所周知,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共和国对于外资和先进技术有着极大的需求。

    当时合作的主要模式,就是外资企业提供设备、原材料、来样和建厂房的资金,并负责全部产品的外销。

    共和国这边所能提供的除了土地就是劳动力。

    中外双方就以这种条件形成了一种“三来一补”合作机制。

    外商有享受进出口优惠政策的权力,从这种分工合作中,还可以拿走大部分的利润。

    而共和国的本土企业也无需承担任何风险,用免费用地和优惠政策来吸引外商,只拿劳动力的代工报酬。

    不但旱涝保收,还能从外商身上,学习先进的管理模式和生产技术。

    国家同样因此感到满意。

    因为外币无法在华夏内地流通,工人发工资都需要转化为人民币,外币就留在了政府的手里。

    应该说,这种模式最初实行的时候,职权分明,效果卓著,让合作双方,还有国家都心满意足。

    完全就是多赢的局面。

    但没多久,问题就来了。

    因为当时国内的工业原材料,几乎所有的高级货样样紧缺。

    国内的企业要想进口,除了要缴纳高额关税之外,还必须经过外贸部门或者物资局调配。

    很快,那些为外商代工的工厂就渐渐发现了一个不费吹灰之力的发财窍门。

    只要他们每次以外商的名义,或者通过外商进口原料,如果数量比实际生产的需求多一些。

    那么多余原料就可以在国内投放,然后被市场一抢而空,换回巨大的利润。

    甚至利润之大能够远超他们代工所得。

    于是渐渐的,原本“纯洁”的中外合作就走样了,开始演变成一种欺上瞒下,钻空子的活动。

    对生产企业来说,渐渐的,就不太看重代工的价格了。

    只要下订单是外商,有进口原料的配额,能享受到优惠政策,他们就愿意干。

    而且用这种办法,赚到多少钱那都是他们企业自己的,连局里都不知道。

    而外商也很乐意,尽管许多人非常清楚他们的配额交给生产企业,其中有大大的猫腻。

    可他们不在乎。

    他们想的很明白,反正这种明显有问题的钱他们赚到手也带不出去的,不如让给本土企业赚。

    只要他们能从产品报价中得到好处,能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就行。

    说白了,在这种凭借优惠政策和配额捞好处的关系里,其实外商和本土企业是在分赃。

    真正蒙受损失的角色只有国家。

    那这件事为什么会演变成这种局面,不就是很明显了吗?

    万变不离其宗,这几家企业其实还是受利益趋势。

    只不过,这几家厂子的心都大着呢!

    他们对于老老实实干活赚钱,兴趣寥寥。

    一心惦记的是打着外资的名义,借助外企的配额,去捞这种轻而易举的偏门钱。

    那不用说,怀揣着这种龌龊心思的乙方,自然是要嫌弃宁卫民这样的甲方了!

    宁卫民带来的订单,与外商的订单相比,严重缺乏吸引力。(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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