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问,确然是有发人深省之效，徐拂、钱受之一时都不能答,概因这并非是千人千面的选择,而是要拿出官衙的倡导态度来，如此便要以一个大的体量来考虑，必须和官府自身秉持的道统保持统一。
就譬如说敏朝,敏朝是秉持了君子执政的道统,以买活军的话来说，就是为社会划分出了不同的阶级，对应于不同的阶级,也有不同的行为规范要求,譬如处于一定阶级的男人，是可以纳妾的——以大敏律法来说,年满四十而无子的官民可以纳妾。要考虑到敏朝的平民普遍寿命较短，以及普遍执行的情况，其实这就是给富人开了一道后门，有钱有势者,姬妾成群也无人过问，但穷人则一妻难求。
不过,至少在朝廷来讲，纳妾倡导的是因无子而纳，为的是开枝散叶、繁衍后代，也与爱无关,因此，从官方来讲，完全可以这样说，那就是朝廷官方所说的婚姻,完全是利益的结合，并且要求任何一对素不相识的男女，都将日子过下去，也认定其有把日子过好的能力。
所有的婚姻，都为生育服务，是传宗接代的必经过程而已，因此敏朝这里，对于男嗣、姓氏的重视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钱受之不得不承认，如此的制度和现状，即汇总为一个结果，那就是一个人的成就，必定是由其子嗣作为第一道门槛，因富人大量占据女性，穷人根本无妻可娶，能娶到妻子，传继血脉，这才算是有了一个初步的成就，否则即便其功业再高，在本朝婚姻的底层逻辑来判断，也依旧是被人轻视的失败者。
但是，买活军这里就并非如此了，买地这里，并不允许地主阶级存在，对商户的限制也要比敏朝严厉数十倍，本地的贫富差距不大，再者，视多配偶制为非法。如此，买地的活死人是很难维持从前的多妾局面的，在一重重的分家、低价买田的手段之下，大族衰弱，各家过各家的小日子，田地投献，做生意也要收税，一层层盘剥下来，结余哪有从前那样可观？便有大商人，也是战战兢兢，不敢有丝毫出格之处，只怕被官府随意寻个罪名给拿捏了。
如此一来，本地的风气，便很快和敏朝不同了，大家都是活死人，都是奴婢，正所谓秋香不笑梅香，也没有什么满足若干条件便可纳妾的说法了，买活军的道统，便是两个字：平等——倒也还有发展生产力之类的话语，不过和婚姻不太搭噶。
谢六姐既然要女人出来做工，那便足可见，在她心中，男女在生产力上都是同等关系，钱受之以为，她带来的那些仙器，倒也的确足够保证了女子在劳动中可以一样出力——他和一般的西林大佬不同，对于买活军的政治课本，是悉心研读的，并且认为有一定道理，至少其中的‘逻辑’是可以自洽的。
生产力往前发展，生产工具越发先进，于是个人的蛮力，在生产中的重要性也逐渐下降，因此谢六姐要将众女子从后宅拉扯出来，让她们也进工厂做活去，不能凭空浪费了一半的劳力在家。至于‘谁说女子不如男’等等，提高女子地位的言论，不过是和如今的局势相统一而已。
正所谓御政之首，鼎新革故，以买活军的道统而言，道德、传统在许多时候，只是为了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行为要求进行包装，使其显得十分合理，但时移世易，现在新的生产工具已经出现，生产力往前发展，便又要用新的道德去取代旧的道德，在道德上将女子外出做工的行为予以合理化，于是婚姻关系也要跟着变革，新的婚书，便是为了推广新的道德规矩，只是不知道这个规矩的确立，又要多久了。
按钱受之看来，便是数百年逐渐鼎革，也不是什么奇事，就譬如人殉一事，之前他在周报上曾看到一篇文章，谈论如今仍存在的殉节风气，其中梳理了殉葬之风始末，可见从夏商开始，上古奴隶社会便因为生产力不足，大量捉敌方奴隶血祭、殉葬。
再到春秋时，因为生产力的进步，养活奴隶变得相对更加划算一些，因此人殉逐渐被人俑取代，但即便如此，仍有秦穆公恢复人殉一举，此后又用了近千年的时间，逐渐废除人殉，甚至连人俑也被小俑、雕像取代。
如此到松末圆初时，因鞑靼人入侵，人殉之风再度回归，哪怕是敏朝初年，依旧没有废止，如此又用了数百年时间，殉葬之风依旧犹有余存，尤其是在藩王府上，老藩王去世后，多有亲近内侍、王妃殉葬的，或者是自愿，或者是嗣王逼迫——
本在两千多年前，就该因为生产力的进步而被废止的道德，用了两千年还没有完全摒除！可见道德虽然因为生产力而发展，但其鼎革，却并不会因为生产力变化而主动变化，乃是一个极其漫长缓慢的过程。
殉节应当坚决废止，那篇文章的主旨，给钱受之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而且出奇地投合他的胃口，钱受之以为留有用之身，尽力周全左右，这才是更有效用的事情，人死实在不难，难的是忍耻活下去，并且利用现有的条件继续做有用之事——他会主动前来买地，也多少是受到那篇文章的感召：大多数西林党人，对于买地是非常不屑的，他们是预备顽抗到底了，殉节便是这种顽抗逻辑的体现。
周报批殉节，实际上就是批判这种抵抗思潮，钱受之既然觉得这篇文章言之有理，那也就没有必要再矫情下去了，他来买地，就是要探索西林党人，或者说，这些较纯粹的儒道读书人，在买地是否还有将来可言。
正因为这批西林党人，对于买活军还是较为抵触，他们对于买活军的道统也更加重视，对于谢六姐力推的新道德，其了解甚至还在买地众多活死人之上，譬如此刻，钱受之就以为，新戏的新主旨，便在于鼎新革故，在新的道德观念——新的道德观念在于何处呢？生产力反映在道德中，便是女性依附关系转为独立，以独立平等的姿态加入到博弈中，重点并不在于婚姻中的具体尊卑、利益分配，而在婚书这种形式所蕴含的内核，两个平等、成熟的个体进行的独立博弈。
“为何要把婚龄押后？其缘由便在于此了，过早成婚，自己的经济尚不能独立，没有成家需要的经济条件，便只能受到父母裹挟，无法体现自己的利益与意志，因此社会上决不能提倡未独立者早婚，若是形成这样的风气，晚婚的男女，在择偶中处于被动，并非六姐所愿。
再者，以如今这婚书的复杂程度，少年少女如何能够明白其中的条条道道？你我均曾少年，少年懵懂无知，正所谓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二十岁以前，别说看清他人，便连看清自己只怕都力有未逮，老龙，我说得可有理否？”
冯犹龙不由做了个捻须的动作，却落了个空，只能摩挲着自己的短胡茬，“买地这里，对于这二十五的婚龄，一向也是颇有微词的，认为太晚，如今经受之兄这样一说，倒竟似乎已不能再低了？我愚钝，如今回思，二十五岁时一样蠢笨不堪，直到三旬，方才略略勘破人生三昧，看来如今买地民风，真要学松朝，晚婚成风了！三十仍早，四十也不算晚！”
钱受之在家乡时，也难得有佳友可以如此坦然地谈论买地的思想，当下亦是尽兴，点着桌面道，“只从道统而言，这是一以贯之的，既然婚姻是独立博弈，那就要确保成婚者经济与思想均可独立，否则岂非一纸空文哉？因此，以我所见，老龙兄你大可不必纠结于求情求利，反而恰恰应当强调一点——求知，求智！先有智，才有知，对婚姻之知，对己身之知，如此，方才知道自己有什么，可得什么，想要什么。”
“如此，自知之后，充分博弈，则之后求情者得情，求利者得利，岂不妙哉？芸芸众生，所求皆是不同，何须强求一致？只在缔姻之前，彼此说个分明，于婚书中落下凭据，求个你情我愿即可。”
“好一个求情者得情，求利者得利！”冯犹龙也不由喝了一声彩，“受之弟果然真知灼见，此言可编入退场诗中去！”
他显然也被钱受之说服，当下精神大振，从怀中掏出一个小本子，沉吟着写个不住，大有文不加点之态，钱受之见徐拂只是抿嘴笑着嗑瓜子，便向她笑道，“校书见惯风月，对钱某此言，意下如何？”
徐拂笑着摆手道，“我初来乍到，于此地只觉得头晕目眩，如至异界，哪还有什么见解？钱公此言，依我看竟是极精辟的，所谓两个平等、成熟的个体进行的独立博弈，一句话道尽买地婚书之繁矣，只是……”
杨爱本来对钱受之的言论，极为钦佩，正好奇而又仰慕地望着钱受之，似乎以为他要比冯犹龙更有才学，而此时听了养母说话，又忙好奇看去，便连冯犹龙也停笔望来，徐拂道，“只是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自古以来，世事难两全，这行院里都有一句话，鸨儿爱钞，姐儿爱俏，可见天下间多少人能集才、貌、钱于一体？又有多少婚姻能情利皆得？”
“这情字无痕，求情者难免失利，而只怕求利者未必会多么坦然，均以求情矫饰，终究不过是为了图谋更多利益，是以，求情者往往上当受骗，生出怨怼，别看买活军这里，好似什么都是好的，又不许纳妾，又是作兴了许多规矩，使女儿有工，男儿有妻，但这婚姻的新规，反而要滋生出不少痴怨故事，离婚的事情，只怕要比敏朝多得多呢！”
“这成年男女之间，分分合合，便如同行院姑娘与知己之间，合则聚，不合则散，这倒也是理所应当之事，只是，婚姻为人伦大事，又不止牵扯到夫妻二人而已，孩子该怎么办呢？如此聚散如风，俄而我与你成亲，俄而我与他成亲，孩子跟谁去？难道全都送入孤儿院中吗？”
“这便又有一点，妾方才未能想明白的了，还请两位先生赐教——婚姻的目的，究竟是两个人一起生活，还是两个人决定一起繁衍后代？若是前者，自古以来，情字最是变化莫测，为何还要一纸婚书束缚二人，合则聚，不合则散，这不好吗？如今女子都有工作，可以养活自己，不必再求夫君养活，要婚姻有何用呢？”
“若是后者，为了繁衍后代而缔姻，那为何结离都系于自身，无有对后代的保障？婚姻之本意，除了情、利之外，又有后裔子孙之思，只怕是二位先生失于考量之处。”
“以妾所见，这婚姻的本质，不但是两个成人之间的独立博弈，而且还应再加一句，那就是，两个成人为了生儿育女以照顾晚年，决定平等合作的独立博弈。不知两位先生，所见如何呢？”
这……
冯犹龙也不由得和钱受之面面相觑了起来——这道理决计是不错的，人人都要生儿育女，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毕竟，无子女的人，谁来照看晚年，不说别的，连烧一锅热水都不是老人能做到的事情，年老无依，晚景势将无比凄凉，就连三岁小孩都明白。只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要在婚姻的定义中加上数目不定的第三种人，似乎又该采用不同的道德观，却又不像是钱受之所说的那样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