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
刘韬顿时笑了。
盘山集团很缺钱，但是盘山集团缺的是大钱，而不是缺小钱。
‘西南联大’建设费用和每年运行费用，偌大的盘山集团每年稍微挤一挤就有了。
不过刘韬更加开心，杨振柠能够考虑这么多，说明杨振柠对重建‘西南联大’很用心。
“钱的问题，请杨教授不用担心，‘西南联大’的校区我们已经划定好，足足有6000亩，就在滇池旁，云省将会环绕滇池建立大学城，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形成大学、科研机构群，成为华夏又一个高校、科研中心。”刘韬介绍着。
“‘西南联大’建设费用10亿人民币，以后每年费用不低于1亿人民币，根据每年实际情况而定。”刘韬缓缓地说道：“‘西南联大’由我们盘山集团负责管理，归属口是我们盘山集团，不是省教育厅或者教育部，上面对于‘西南联大’重建很重视，允许‘西南联大’实行教授治校，轻易不会干涉‘西南联大’！”
“教授治校？国家给予的支持力度这么大？”杨振柠很是震惊。
教授治校、校董治校两种大学管理模式，在欧美都是存在的。
但是据杨振柠所知，在华夏实行的是党领导一切，在大学里面，校长还有校党高官、副校长等等，其实都是可以说是国家干部，校长甚至都得听校党高官的。
“现在国内教育界，也知道教授治校？”杨振柠忍不住道。
德国是现代大学的发源地，孕育了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柏林大学，也建立了许多现代大学运作产生深远影响的制度，其中就包括‘教授治校’的高校教学管理制度。
德国的‘教授治校’制度下，教授数量很少，并且为终身制，教授在大学中的地位很高，权力很大，同时也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在这样的体制下，教授在德国的高校建设、科研推进、技术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教授治校’在华夏也是有过实践，最早见于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旨在全体教授通过选出的评议会参与学校章制的议定与决策。20年代中期，因应政局的动荡，各高校呼吁建立‘教授治校’制度，以抵拒政治势力的入侵。只是随着北洋时代结束，当时金陵国民政府对教育界采取收束政策，本来不属于教育系统的清华由国民接受，借‘改隶废董’风波的机缘，不仅原来并未实行的‘教授治校’逆势得到制度章程层面的确定，而且在梅贻琦的接掌下成为教育界‘教授治校’的典范，与蒋梦麟再度入主后和国民政府同调变成‘校长治校、教授治学’的北大形成鲜明对比。
但是在共和国建立后，便对教育界进行了统一。
刘韬点点头道：“是的，国家正在进行改革开放，教育方面也在进行改革。鹏城的南方科技大学由香江的霍英東先生捐赠建立，施行的是‘校董治校’。重建‘西南联大’，国家也给予巨大支持，将‘西南联大’作为高等教育的改革试点单位，用于探索高等教育方面的改革。”
“教育是国家大事，不适合大面积铺开，免得引起教育方面的混乱，影响国家发展，而选择‘西南联大’作为改革试点单位，那么就只是一个点，可以让大家看清楚，有问题也不会影响全国。”刘韬介绍着，“当然，杨教授你在欧美经常走动，应该也知道，德国的‘教授治校’因为体制严格，在今天也出现了明显的弊端，甚至到了不得不改革的阶段，所以我们也不能完全照搬。”
在德国，教授作为‘学术人物’的代表，其地位之高自然无需赘言。德国大学的教授普遍是终身制，直到这位教授退休了，才由其他教授继任。
不仅如此，这些教授可以享受优厚的待遇，享受很高的社会地位，处于德国高等教育体制的顶端，甚至享有“终身制国家公务员”的地位，高校不得随意解聘教授。教授组成高校的评议会、理事会或学术评议会，行使学校的决策权，包括学校校长的选拔都是由教授组成的这些机构来执行。
作为德国高校教学、科研的核心力量，教授的主要职责既组织教学，也包括科研活动。教授通常是德国某一学科领域唯一的讲座持有者，统领整个院系的研究方向，负责筹集经费、指导博士生甚至还需要承担聘用教学和科研人员的职责。至于大学教学、科研体系中的其他人包括讲师、助教、学生、非科研人员等都必须接受教授的领导，协同完成学校各项工作。
德国这种‘教授治校’制度优点很明显，但是也造成了很明显的弊端。
比如，对于教授本身，由于享有‘终身制’的优势，部分教授在享受这至高荣誉的同时，也由于缺少压力而产生懈怠心理。虽然大部分教授都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头衔，但在缺乏考核和淘汰机制的情况下，还是有一些教授满足于现状，不思进取。
比如对于其他教师而言，由于教授席位数量有限，很多有才能的青年科学家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能。对德国的大学中，科研人员的研究工作往往会受制于教授，能够真正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时间很晚，熬到教授一职，往往是‘多年媳妇熬成婆’的感觉，这种制度很不利于青年学者的发展。
对于学生而言，由于大学中的教授数量很少，一般的学生很难有机会获得教授的指导。相对于教授的数量，学生的数量很多，学生和教授数量比很高，学生能够获得和教授直接交流的机会不多，不利于学术生涯的发展。
杨振柠点点头，他对于这些是接触过的，自然知道‘教授治校’的优点和缺点。
“而且‘西南联大’施行‘教授治校’，并不是说团组织、党组织就不存在了，党领导一切这一点不能动摇，团组织、党组织是为了确保学校和党、国家是一致的。”刘韬强调着，“‘西南联大’成立后，由我兼任学校党高官，除非是大事、有必要，不然的话我不会轻易干涉学校的运行。”
重建‘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施行‘教授治校’，不意味着就完全照搬，该适当调整的要适当调整，该戴紧箍咒的戴紧箍咒，关键时刻可以扭转乾坤。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