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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文学 > 史鉴 > 禹贡

禹贡

    立人之道曰义,生人之用曰利。出义入利,人道不立;出利入害,人用不生。

    智者知此者也,智如禹而亦知此者也。呜呼!利义之际,其为别也大;利害之际,其相因也微。夫孰知义之必利,而利之非可以利者乎!夫孰知利之必害,而害之不足以害者乎!诚知之也,而可不谓大智乎?

    由义之润下有水之用,由义之炎上有火之用,由义之曲直有木之用,由义之从革有金之用,由义之稼穑有土之用。润下而溢有水之害,炎上而烈有火之害,曲直而芜有木之害,从革而伤有金之害,稼穑而莠有土之害。由此言之,出乎义入乎害,而两者之外无有利也。

    《易》曰:“利物和义。”义足以用,则利足以和。和也者合也,言离义而不得有利也。天之所以厚人之生、正人之德者,统于五行而显焉。

    逆天之常,乘天之过,偷天之利,逢天之害,小人之数数于利也,则未有不为凶危之都者矣。

    箕子曰:“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义之所自著,害之所必远,始于五行昭其义,终于六极示其害。禹以是而治九年之水,故曰“智莫有大焉”也,务义以远害而已矣。

    天之生水也,非以为利也,其义之润下者不容已也。义之润可以泽物,义之下可以运物,于是乎细人见以为利而邀之。见为利则不见为害,而恶知其润下之过适以为害也哉?制害者莫大乎义,而罹害者莫凶于利。

    于义不精而乘之,于害不审而撄之,于是乎爱尺寸之上,以与水争命于汙下;狎滔天之势,以与水朋虐于中原。伯鲧之教彝伦也,大抵以利焉阶之也。

    乃若禹之治水也,正性定命,循义所安而不贪其利,捐利与水而不受其饵;分而洒之,汇而居之,河播为九,江分为三,地有所不惜,熯有所不忧,草木之材,投之炎火;兖州之作,迟之十有三年;直方正大之志气,伏洪水于方刚,而孑然一人之身,率浩浩荡荡之狂流以归壑而莫能抗。义之所自正,害之所自除,无他,远于利而已矣。

    今夫水,五谷、百卉之所滋也,蒲莞、鳞介之所处,舟楫、货粟之所通也。当其顺而利存,当其逆而利亦未尝亡也。盖义之本适于用者,虽乖沴忒行而性不易,则利固存焉。害之尤者,利亦或从而大。

    于是乎以害为利,以害之尤为利之大;细人乃颠倒惽瞀,自困于利之中以亟逢其害,斯智者之所大哀也矣。

    位为司空,命受于天子,居尊席威,殴生民以试其侥幸之智,率族阖邑,骈首漂骸,以填谿壑而无遗,斯可不谓大哀者乎!

    是故有义胜之水,畎浍是已;有害胜之水,瀑湍是已;有义害相半之水,江、汉、淮、沇之类是已;有义一而害十之水,黄河是已。

    其一义者,以蕃部之水而朝宗于中夏,自此以往,则皆其害焉者矣,天之劳我中夏之民;而警之以蹈义而远害也。嫁夷狄之横流,以冲突乎兖、豫、青、冀用文之国,安土者不能逃焉而实受其祸。故治水者明乎害之不易远,而裁之以义,则庶乎其祸可衰止,外此者无策。

    今考历代治河之得失:禹制以义,汉违其害,宋贪其利,蒙古愈贪焉,而昭代沿之;善败之准,昭然易见也。制以义,害不期远而远矣;违其害,害有所不能违矣;贪其利,则乐生人之祸而幸五行之灾也,害之府也。

    夫中国之有河,犹其有夷也。三代无御狄之策而有制狄之义,汉急御狄之功而不贪用狄之利,唐始用狄,石晋遂用狄,两宋用狄而其祸乃大,概可睹矣。

    远害而害不胜远,则莫若捐利而不贪。虽有突骑效其死命,知藩篱之不可撤也,而后花门海上之祸绝。虽有长流夹乎腴土,知浸淫之不可启也,而后齕堤溃野之害消。

    愚矣哉!宋之以蜜截舌、以齿焚身而不恤也。兵不足以制契丹,而逆河回流,潴以为塘水。

    财不足以阜用,而乘河之壅,畦以为淤田。天贻之忧,宋耽之利,昵寇以为依,幸祸以为福。彼惛不知,又何怪其借金灭辽以失中原,借元灭金以失江左哉!

    夫差之横也,江、淮以通;杨广之悖也,汴、泗以合。女直、蒙古之乱也,卫、济以一,南旺以引,仰命于河以为漕运,支流旁午,交络四出,徐、兖、豫、冀、维扬五州之域,惟河之意南意北而凭陵焉。

    然且惟恐安流而失其利,宋礼承之以从欲而邀赏。呜呼!数百年之间,天以狄祸中国,而纾之于水也。浸使有陶唐九年之水,周定王海溢之灾,则齐、鲁、宋、卫、徐、吴之民,虽有不鱼者鲜矣。

    禹弃可食之壤,割以与河;今贪难制之流,邀以为利。智愚之分,义利之别;义利之分真,利害之别。民之生死,国之祸福,岂有爽哉!岂有爽哉!

    当禹之世,贺兰、盐池之境,未尝入中国也,故禹功讫此。使唐、虞提封,得如汉之兼朔漠,唐之斥河、湟也,我知禹且建万世无疆之休,绝漠而东,放河流于奉圣川、鸳鸯泊,绕辽山以入鸭绿。则夷狄之害夷狄受之,四州之土不待治而适有居也。

    使其然也,塘水谁与塞,淤田谁与垦,漕运谁与通?小人之言利者,抑将无术以逞。而哀此群黎,平居无埽堤之劳,淫雨无昏垫之忧矣。天未悔祸,禹功未展,牟利之鄙夫,乃以斗捷招寇而圮其族。

    孟子曰“率兽食人”,此率水而溺人矣。人之食于兽者,百不得一也;死于水者,空城殚野而不厌。然则为塘水、淤田、漕渠之策者,其害天下与来世,亦憯矣战!

    又其甚者,假水之虐以肆其毒,于是而有灌城之事。水抑自有义焉,不助凶人之恶也。故智伯之于晋阳,萧梁之于淮堰,宋人之于北汉,壅滔天之流,只益孤垒之坚。虽韩、魏之肘足无谋,而无恤之城,固与北汉而俱安,智氏之军,且与淮堰而俱漂也。后之人虽甚安忍,其尚鉴于此,勿遏无能害人之水,使害人而适以自害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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