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光武跳身河北，仅有渔阳一旅，而平定天下者，收群盗之用也，故有铜马帝之号焉。宗汝霖之守东京以抗女直，用此术也。考之史册，光武所受群盗之降，几二千万。王莽之季，盗虽起，亦不应如彼其多。
盖降而或复叛，归于他盗，已而复降，至于三四，以有此数。不然，则建武之初，斥土未广，何所得粟以饲此众邪？宗汝霖所收王善等之众二百余万，其聚而有此众者，亦非尽剽悍贸死之壮夫也。
徽宗之世，河北之盗已兴。迨及靖康，女直破汴京而不有，张邦昌僭大号而不尸，高宗远处淮左而不能令。郡邑无吏，吏无法。游奕之虏骑，往来蹂践，民莫能自保其命。豪强者聚众砦处，而农人无可耕之土，市肆无可居之廛，则相率依之，而据太行之麓，以延旦夕之命。
室无终岁之计。瓮无宿舂之粮，鸟兽聚而飞虫游，勿问强弱，合而有此数也。闻汝霖受留守之命，依以自活，为之美名曰“忠义“以抚之，抑岂诚为忠义者哉？故汝霖之用之也，欲其急也。
光武之用群盗，唯知此也。故用之以转战，而不用之以固守。来者受之，去者不追，迨其有可归农之日，则自散归其田里。是以天下既定，此千余万者，不知其何往。用之以转战，而不用之以固守者，乘其方新之气也。来者受之，去者不追，可不重劳吾河内、宛、雒之民，竭赀力以养之也。
汝霖之在当日，盖东京尚有积粟，可支二百万人一二岁之食，过此而固不能矣。是以汝霖自受命守京，迄于病卒者仅一年，而迫于有为，屡请高宗归汴，以大举渡河，知其乍用而可因粮于敌，不可久处而变生于内也。
奸邪中沮，志不遂而郁邑以陨命。渡河之呼，岂徒恸大计之不成，抑且虑此二百余万人非一汴之所能留也。汝霖卒，而复散为盗，流入江、湘、闽、粤，转掠数千里，不待女直之至，而江南早已糜烂。非韩、岳亟起而收之，宋必亡矣。
无食不可以有兵，无士不可以得食，不进不可以有土。(得)[待]食足而兴兵者，处全盛之宇，捍一方之寇，如赵充国之策羌是也。不可以用乌合之众，撄方张之虏，保已破之国，审矣。
念吾之且必穷，知众之不久聚，忧内之必生变，更无余法以处此，唯速用其方新之气而已。急用而捷，所杀者敌也。急进而不利，所杀者盗也。鼓之舞之，使无倒戈内向者，则存乎主帅之恩威。
夫此二百余万之盗，固皆有山砦可为退处之穴；而收吾简练之禁旅，进可为之援，退亦不恣其反噬。然此要非久留聚处，耗吾刍粟，扰吾农人，以生其狎侮之所能胜。是则汪、黄内蛊，高宗中馁，旷日迁延，迟回汴土，即令汝霖不没，而事亦渐难矣。
群盗之流入内地者，韩、岳竭力以芟夷之，歼杀过半，弱者抑散而佣食于四方，然后收其仅存之可用者以为吾用。非尽此食葚之鸮，可帅之以所向无前也。故汝霖亦知独力任此之不足也，亟请高宗返驾京阙以弹压群桀，且可辇输东南之粟帛，调发入援之兵卒，而为可继之图。
若孤恃汝霖之志义，而无刘裕匡复之(盛)[威]望以詟群雄，抑无郭子仪朔方之部曲以立根本，仰给不赀，徒贻怨玩，刘越石之困于段匹磾者，其前鉴也。上无君，内无相，始而盛者渐以衰，悲愤中来，坐视其败，虽欲不悒悒以自陨天年，其可得乎？
故谓汝霖不死，凭恃此众可席卷燕、云者，非能知汝霖茹荼之苦心也。驭之必有其权，养之必有其具，然后此二百余万乌合之旅，可收其利而不逢其害。
非光武之聪明神武，而欲驯扰不轨之徒，以与虎狼争生死，岂易言哉！岂易言哉！
二
高宗之畏女直也，窜身而不耻，屈膝而无惭，直不可谓有生人之气矣。乃考其言动，察其志趣，固非周赧、晋惠之比也。何以如是其馁也？
李纲之言，非不知信也；宗泽之忠，非不知任也；韩世忠、岳飞之功，非不知赏也；吴敏、李棁、耿南仲、李邦彦主和以误钦宗之罪，非不知贬也。而忘亲释怨，包羞丧节，乃至陈东、欧阳澈拂众怒而骈诛于市，视李纲如仇仇，以释女直之恨。
是岂汪、黄二竖子之能取必于高宗哉？且高宗亦终见其奸而斥之矣。抑主张屈辱者，非但汪、黄也。张浚、赵鼎力主战者，而首施两端，前却无定，抑不敢昌言和议之非。则自李纲、宗泽而外，能不以避寇求和为必不可者，一二冗散敢言之士而止。以时势度之，于斯时也，诚有旦夕不保之势，迟回葸畏，固有不足深责者焉。
苟非汉光武之识量，足以屡败而不挠，则外竞者中必枵，况其不足以竞者乎？高宗为质于虏廷，熏灼于剽悍凶疾之气，俯身自顾，固非其敌。已而追帝者，滨海而至明州，追隆祐太后者，薄岭而至皂口，去之不速，则相胥为俘而已。君不自保，臣不能保其君，震慑无聊，中人之恒也。亢言者恶足以振之哉？
靖康之祸，与永嘉等，而势则殊矣。怀、愍虽俘，晋元犹足以自立者：以外言之，晋惠之末，五胡争起，乱虽已极，而争起者非一，则互相禁制，而灭晋之情不果。女直则势统于一，唯其志之欲为而无所顾也。
以内言之，江南之势，荆、湘为其上游，襄、汉为其右臂。晋则刘弘夙受方州之任，财赋兵戎听其节制，而无所掣曳，顾、陆、周、贺诸大族，自孙氏以来，世系三吴之望，一归琅玡，而众志交孚，王氏合族拥众偕来以相扶掖。宋则虽有广土，而无绥辑之人，数转运使在官如寄，优游偃息，民不与亲，而无一兵之可集、一粟之可支。
高宗盱衡四顾，一二议论之臣，相与周旋之外，奚恃而可谋一夕之安？琐琐一苗、刘之怀忿，遽夺其位而幽之萧寺，刘光世、韩世忠翱翔江上，亦落拓而不效头目之捍。
自非命世之英，则孑然孤处，虽怀悲愤，抑且谁为续命之丝？假使晋元处此，其能临江踞坐，弗忧系组之在目前哉？故高宗飘摇而无壮志，诸臣高论而无特操，所必然矣。
于是而知国之一败而不可支者，唯其孤也。有萧何在关中，而汉高泗水之败，得有所归。有寇恂在河内，而邓禹长安之败，散而复合。崛起者且如是矣。
若夫唐室屡覆，而朔方有可藉之元戎，江、淮有可通之财赋，储之裕而任之人者勿猜，非一朝一夕之积矣。宋则奄有九土，北控狡夷，西御叛寇，而州无绥抚之臣，郡无持衡之长，军卫为罪人之梏，租庸归内帑之藏。
吏其土者，浮游以需，秩满而飏去。一旦故国倾颓，窜身无所，零丁江介，俯海澨以容身。陈东、欧阳澈慷慨而谈，其能保九子仅存之一线，不随二帝以囚死于燕山乎？传曰：“周之东迁，晋、郑焉依。“言其必有依也。诗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频。“外已久枯，而中存之勺水一涸而无余也。宋自置通判于诸州，以夺州镇之权，大臣出而典郡者，非以逸老，则为左迁。
富庶之江南，无人也；岩险之巴、蜀，无人也；要之荆、襄，无人也；枢要之淮、徐，无人也。峨冠长佩，容与于天下，贤者建宫墙以论道，其次饰亭榭以冶游，其下攘民财以自润。天子且安之，曰：“是虽不肖，亦不至攘臂相仍，而希干吾神器者也。“则求如晋元以庸懦之才，延宗社而免江、淮之民于左衽，不亦难乎？故以走为安，以求和为幸，亦未可遽责高宗于一旦也。
乃其后犹足以支者，则自张浚宣抚川、陕而奉便宜之诏始。宋乃西望而犹有可倚之形。且掣肘之防渐疏，则任事之心咸振。张、韩、岳、刘诸将竞起，以荡平群盗，收为部曲。宋乃于是而有兵。不絷其足者，不仆其身；不刘其枝者，不槁其本。
故垂及秦桧椓削之余，而逆亮临江，高宗不为骇走，且下亲征之诏。则使前此者，有威望之重臣镇江、淮，以待高宗之至，亦未必气沮神销之至于如斯也。
首其谋者，唯恐天下之不弱；继其后者，私幸靡散之无忧。国已蹙，寇已深，而尸位之臣，争战争和，(戚)[穴]中相讼，无一人焉，惩诸路勤王之溃散，改覆辙以树援于外。宋本不孤，而孤之者，猜疑之家法也。
以天子而争州郡之权，以全盛而成贫寡之势，以垂危而不求辅车之援，稍自树立，而秦桧又以是惑高宗矣。和议再成，依然一毕士安之策也。岳飞诛死，韩世忠罢，继起无人，阃帅听短长于文吏，依然一赵普之心也。于是举中原以授蒙古，犹掇之矣。
岂真天骄之不可向迩哉？有可藉之屏藩，高宗犹足嗣唐肃之平安、史；无猜忌之家法，高宗犹足似唐德之任李晟。故坏千万世中夏之大闲者，赵普也。
以太祖之明，而浸润之言，已沁入于肺腑。况后之豢养深宫，以眇躬莅四海者乎？光武不师高帝之诛夷，上哲能之，非可期于中材以下也。
三
言有纲，道有宗；纲宗者，大正者也。故善言道者，言其宗而万殊得；善言治者，言其纲而万目张。循之而可以尽致，推之而可以知通，传之天下后世而莫能擿其瑕璺。然而抑必有其立诚者，而后不仅以善言著也。
且抑必听言者之知循知推，而见之行事者确也。抑亦必其势不迫，而可以徐引其绪；事不疑，而可以弗患其迷也。如是，则今日言之，今日行之，而效捷于影响。乃天下之尚言也，不如是以言者多矣。
疏庸之士，剽窃正论，亦得相冒以自附于君子之言；宗不足以为万殊之宗，纲不足以为万目之纲，寻之不得其首，究之不得其尾，泛然而广列之，若可以施行，而莫知其所措。天下有乐道之者，而要为鞶帨之华，亦奚用此喋喋者为哉？
高宗南渡，李伯纪之进言数矣。其言皆无可非也。顾其为纲宗者，报君父之仇也，复祖宗之宇也。又进而加详焉，远小人，亲君子也；议巡幸，决战守也；择将帅，简兵卒也；抚河北，镇荆、襄也。
如纲之言，循之推之，以建中兴之业，允矣其无瑕璺矣。故天下后世无有得议其非者，而咎高宗之不用。虽然，以实求之，而奚足以当纲宗哉？足以立纲宗而非其诚，则纲宗者，虚设之纲宗，固无当也。
君父之痛，土宇之蹙，诚不容已者。然其容已与不容已，系乎嗣君之志而已。有其志，不待言也；无其志，言无益也。有其志而不知所以为之，弗示以方，固弗能奖也。故此二言者，人皆可言，人皆可信，而究止于空言也。进而加详，则固愿终其说以导之而出于迷涂，天下后世之所乐听，或亦高宗之所欲闻乎！
其云亲君子，远小人，尚矣。苟非清狂不慧者，孰以为不然？乃君子小人，有定名而无定指者也。以小人为君子，而君子矣；以君子为小人，而小人矣。故诸葛出师表必目列其人以当之。今不直简贤而求其进，斥奸而请其退，则奚以知汪伯彦、黄潜善之非君子，而赵鼎、胡寅之非小人邪？议巡幸，决战守，急矣。
而行伍之凭借，孰为干城？强敌之争趋，何从控御？刍粮何庤以不匮？器仗何取以求精？岂天子匹马以前，疲卒扶羸以进，遂足定百年之鼎，成三捷之功乎？择将帅，简兵卒，尤其要者。抑就莅戎行而数奔者择之邪？无亦求之偏裨，求之卒伍，求之草泽而择之邪？天子自择之邪？纲可代为之择邪？天子自择之，则亦非不有所任用矣。
纲可代择之，则胡不心维口诵于坐论之下，如赵普之为太祖谋者，而但虚悬一择之之号，以听人之诡遇乎？惊奔之余，兵卒之不足久矣。集之必有其方；部之伍之，必有其制；教之练之，督之绥之，必有其将。河北之南来，闽海、楚、蜀之新募，必有其可使战可使守之势。
合其散而使壹，振其弱而使强，必有其道。纲诚以一身任安危之寄，则躬任之，默识之，日积月累，以几于成，尤非大声疾呼，悬一榜、下一令之所能胜也。则尤不可以空言效也。抚河北，镇襄、邓，诚形势之不容缓矣。河北之待抚，岂徒号于上曰“吾不割也“，众志遂以成城乎？其吏民为朝廷守者，孰可任也？孰未可任，而急须别拣将帅以任之也？张所、傅亮固未足以胜任。
即令任之，而所以安所、亮而使尽其力者何术也？襄、邓之财赋兵戎，其可因仍者何若？其所补葺者何从？专任而无旁挠者何道？凡此，皆就事而谋之，因势而图之，非可一言而据为不拔之策。国政在握，成败在于目睫，迫与天子谋之，进群策以酌之，固有密藏于夙夜而研几于俄顷者，岂建鼓而亡子可追哉？
乃纲但琅琅乎其言之矣。一言而气已竭矣。则汪、黄之党且笑之曰：是老生之常谈，谓饥当食，而为无米之炊者也。恶足以拯吾君于危殆而措之安哉？于斯时也，二帝俘矣，两宫陷矣，自河朔以向江、淮，数千里城空野溃，飘摇徐、兖之郊，内顾而零丁孑处。纲以一身系九鼎之重，则宜以一言而析众论之归。犹且组练篇章，指未可遽行之规画，以祈免乎瑕璺。夫岂贾、董际汉盛时，高论以立令名之日？则言之善者，不如其无言也。
夫宋之所以浸弱浸削至于亡者，始终一纲宗之言，坐销岁月而已。继纲而献策者，杨中立、胡敬仲犹是也。后乎此而陈言者，刘共父、真西山犹是也。
乃前乎此而倡之者，景祐以来，吕、范诸公以洎王介甫之邪僻，苏子瞻之纵横，无非是也。以拟诸道，皆提其宗；以考诸治，皆挈其纲；孰得指其瑕璺者？
而求其言之即可行，行之即可效者，万不得一焉。故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不怍者，可正告于天下后世，而不违于纲宗之大正者也。叩其所以为之而不得，则难矣。夫言也，而仅以祈免于怍也与哉？陆敬舆以奏议辅德宗，而反奉天之驾，一议为一事而已，非建立纲宗、统万殊万目于数纸之中也。斯则诚为善言者乎！
四
屈身逆乱之廷，隐忍以图存社稷，人臣之极致也，而抑视乎其所处矣。测其有可图之几，以待天下之变，姑且就之，两处于有余之地，以存其身与其禄位，而遽许之为行权以济险；则名义之途宽，而忠孝之防裂，君子所必严为之辨者也。其所处者可以置吾身，身虽危，犹安也。
安其身而动，动而利，可以出君父于险；动而不利，不丧其身之所守；则生死成败，皆可以自靖，如是者尚矣。其次，则身非可安，而无可安之土，乃以身试不蠲，而思以济其志。志之得，则可以大有为于天下；志之不得，犹不以身为罪囮，而毁分义之防。
故陈平、周勃俯仰于吕后之侧，非徒志在安刘也。惠帝崩，后宫之子，犹高帝之苗裔，可以为君者，依之以待吕氏之变，而伸其诛锄，固未尝一日辱其身于异姓也。王导之于苏峻，王坦之、谢安之于桓温，忍其熏灼，阳与相亲，贼未篡，吾君尚在，弗容立异以激祸之成。
峻诛、温死，而其志伸；峻不诛，温不死，晋社已移，终弗能救，而后死之，未晚也。“苏武节“之诮，不足以为之病矣。狄仁杰之仕于伪周也，庙已改，君已囚，无可仕矣。
而仁杰当高宗之世，未与大臣之列，则舍武氏不仕，而更无可执国柄、进忠贤、以为兴复之基。灼知其逆，而投身以入，不恤垢辱以与从逆之臣齿，非但一死之不惜，操心愈隐，怀贞愈烈，尤非夫人之所可托者也。审此，则吕好问、朱胜非无所逃其同逆之辜，不能为之掩覆矣。
好问自中丞迁少宰，参国政久矣。张邦昌受虏册以篡大位，此何时也？马伸等犯死以争，而好问无言；赵鼎、胡寅洁身以逃，而好问不出。邦昌舞蹈以受冕旒，好问从容而充陪列。已知众志之不归，乃问邦昌曰：“真欲立邪？否邪？“邦昌遽有“不敢当“之对。
则亦探邦昌不决之情，而姑为变计。然则高宗不系人望于济州，通国且戴邦昌以为主，好问受伪命之已久，又奚以自拔于逆廷哉？夫好问之心，固非若吴幵、莫俦之夸佐命也；亦非决志不污，如洪皓之誓死以不从刘豫也。
权处于进可宋、退可邦昌之歧途，以因风而草偃；则募人通帛书于高宗，亦游移两全之巧，无往而不足以自容。及王宾擿发已穷，犹曰：“世被国恩，受贤者之责。“将谁欺邪？且使于邦昌无“真立“之问，于高宗无尺帛之书，宋遂终无如邦昌何哉？密奏不足为有无，嗣君非因其护戴，唯此七尺之躯，一污而终不可浣。
好问曰：“闭门洁身，实不为难。“洁身而身存之非难，洁身而身死之岂易乎？果其为段司农不辱之身，则又能闭门而全其躯命邪？以此质之，好问之论定矣？
若夫朱胜非者，尤不足齿于士类者也。苗、刘，二健卒耳。权藉不重，党类不滋，逆谋不夙，所欲逞志者，王渊、康履而止。浸淫及上，遂敢废人主而幽之萧寺。
胜非躬秉大政，系百僚之望，使有不可夺之节，正色立朝，夫二贼者，讵敢尔哉？乃内禅之举，胜非且尸陪列之长，为下改元之诏。德不重，才不赡，志不固，贼之藐之也久，故其胁之也轻，而胜非之从也易。乃使其祸不惩，则宋之危也亦亟矣。
夫二贼所挟持以逞者，其心可洞见也。女直临江而思渡，江东之不保在旦夕矣。二贼岂有为宋守吴、会之心乎？始立婴儿以待变，女直至，则弑高宗，执子旉以纳降；女直不至，则徐揽众权，要九锡而规篡。藉令三方之义师不星驰而至，贼势已成，虏兵且进，胜非其能事从中起，枭贼首以复辟乎？如其能之，则他日之自辩曰：“偷生至此，欲图今日之事。“固可解也。
而悲愤始于张浚，成谋定于吕颐浩，奋勇决于韩世忠，胜非何与焉？其志欲图者，果何图也？察所怀来，一冯道、范质之心而已。胜非之生，无豪毛之益也。
如其死也，则以明夫苗、刘之为贼，而激忠义之人心以起，诚重于泰山矣。无靖康之祸，有所奉之君，名义自己而立衡，存亡即于己而取决。事易于邦昌挟女直之势，而抑无好问通闲道之书。事定之余，优游以去，而贬窜不加焉，宋安得复有王章哉？
士所出身以事者，君也；所以事君者，身也。身之已辱，功且不足以盖之，而况其不足以言功也。身之所履，因乎心之所安；心之所安，因乎时之所处。有以处身而心乃裕，有以处心而事乃贞。大白不缁，有其大白者存也。
屈以求伸，有其必伸者在也。功名授之事外之人，节义存乎当局之正。好问死，不患拥戴康王之无将相；胜非死，不患革除明受之无义师。王蠋捐躯而齐复振，翟义夷族而汉复兴。死且非徒死而无益也，然而非果于义者之所期也。立身则有本末矣，立朝则有风裁矣，立志则有衾影矣。安能一日缓颊于乱贼之前，以观望其情，而徐图转计哉？留余地以待他日之辩，辩则辩矣，吾不知其启口之际，何以自扪其心也！
五
兀术渡江而南，席卷吴、会，追高宗于四明，东迤海滨；其别将追隆祐太后，南至于虔州之皂口，西掠楚疆，陷岳、潭，而武昌在其怀袖。
当是时也，江南糜烂，宋无一城之可恃，韩、岳浮寄于散地，而莫能自坚。此苻坚所几幸而不得，拓拔佛狸所迁延而惮进者也。举天下而全有之，奚待蒙古于他日哉？
然而兀术急于渡河而归，高宗且可画淮而守，此可以知国家安危之机，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女直之不能久处江东也，若有所怵惕，而梦寝不安。非其欲之有所厌也，非其力之不足恃也；攻有余而守不足者，无与故也。杜充之降，疑有与矣。
而充不足以当有无之数，孑然自以其身降，而号令不能及众；则女直之不能凭借以有江、淮，深知之矣。深入国境而能因而据之者，必有拥众降附代为招集之人。故刘整、吕文焕降于蒙古，而后宋不能免于土崩。
地非其地也，人非其人也，风土之刚柔，山川之险易，人心之向背，乍履其地而无以相知。安能孤军悬处，设守令，索刍粮，以无忧其困？师行千里而不见敌者，心必危；乌合以附而无任其安辑者，信之必不固。则兀术之方胜而惧，得地而不敢有，所必然矣。
夫宋之得此，于天下虽无片土之安，而将帅牧守相持以不为女直用，固有以致之也。其于士大夫也，亦几失其心矣；然而诛夷不加也，鞭笞愈不敢施也。
祖宗之家法定，奸邪虽逞，而天子不为之移，则奸邪亦知所禁而弗能播其凶德。其于武臣也，猜防之而不使展其勇略，是以弱也；然而有功而未尝故挫抑之，有过而未尝深求之，危困而未尝割弃之，败衅而未尝按诛之。
待之也既使有余，而驭之也亦有其制。不使之擅部曲而听其去来，不使之幸寇存以胁吾权宠。不纵之于先而操之于后，则怨不深；不操之已穷而纵之使傲，则情不悖。
故武人犹思媚于君，而部曲不从逆以靡。天下之大势，十已去其八九，而士心协，民志定，军情犹固；宋之所以立国百余年如一日，而滨危不改其恒也。
至于史嵩之、贾似道起，尽毁祖宗之成法，理宗汶弱而莫能问，士心始离，民心始散。将帅擅兵，存亡自主，而上不与谋，然后望风瓦解。蒙古安驱以入，晏坐以抚，拾天下如一羽而无所疑。不然，刘、吕虽降，安能举我所豢养之吏士直前相搏，而乐附狡夷如其父兄也哉？
斩刈亟，则小人易激；鞭笞用，则君子亦离。部曲众而封赏早，则去来自恣；孤旅危而应援绝，则反噬必深。上与下泮涣而不相知，敌乃坐收之，而反为吾腹心之患。宋之乱政，至蔡京当国、童贯临戎而极矣。而凡数者之病犹未剧也。是以高宗跳身航海而终不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