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不是了。
燕大文学系是个大系，类似于后世的“文学院”，底下有中国语言专业、古典文献专业、新闻专业……并不好惹，校友会年年搞，团结力极强。
几代师生堪称是星光灿烂，大师云集。
但它的课程安排主要是进行文学上的研究，文学研究又不等于文学，和文学之间的区别类似于做炸鸡和孵鸡蛋。
余切凭借后世的方法论和知识积累，可能会成为一个一流的细分类别的文学研究者，就像他在拉美文学研究上做的那样。
然而，余切却不能凭借上课，成为大作家，因为这是天生的。
余切就举了个例子：“燕大现在最出名学生诗人是查海生，他是法律系的，才刚毕业。查海生的性格和法律人要求的严谨沉着可以说是毫不相关……我听说，他总是留着很长的胡子、带着宽大的眼镜说一些夸张的话……大家却都很喜欢他。”
“査海生是谁？”季线林有点茫然。
余切连忙说：“他今年自己印了诗集《小站》，大家拿来看了觉得很好，他在学生里很有名气。”
“《小站》？”季线林点头，手指头在茶几上扣着，“我想起这个人了……是写的不错，但是，也没什么可值得注意的。”
季线林的眼光很高。
确实，查海生的成名作《亚洲铜》还没开始创作，他的诗歌还没有被更多人认可。
余切说：“我意思是，文学创作和系统学习是两码事，而且可能影响到这个人的创作风格。”
“哦，你以为我要你转专业，这不是那么回事！”季线林还是不满意余切的的回答，开始说的十分直白了：“余切，如果你总是一鸣惊人，单枪匹马，又惹出麻烦，那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关系来对待你？”
什么样的关系？
这句话搞得余切恍惚了，似曾相识。
上辈子余切和人谈恋爱的时候，他天天和一个女生拉扯不清，女生也放任他俩亲密接触，余切只管推进度，就是不确立关系，有一天女生受不了了，就问出了同样的一句话：
“余切，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余切在心里念叨几遍这话，忽然明白了！
这是要一个邀约，邀约的背后是确定关系。
季线林让他多靠拢文学系的圈子，成为其中的一员，当然数十年回想起来，也有他老季的功劳。
否则，余切是一个别家的孙悟空，任你再怎么牛逼，和我西方如来有什么关系呢？
马识途给余切作保，因为马识途是余切的老乡。
咱燕大文学系对你而言啥也不是啊。
现在燕大最出名的是“诗人三剑客”，分别是查海生、西川和骆一禾，只有骆一禾是中国文学系的，他一毕业就进文学名刊《十月》做编辑。
查海生和西川，通通转了一大圈，西川干脆分配去研究美术，而查海生分配到政法大学做校园刊物的编辑，不是他写诗确实牛逼，后面没他起来的事儿。
骆一禾平台最好，按照正常路子发展，他本来应该文学成就最大。
要不说余切想得多呢！他脑子一转，就肯定道：“我后面当然要多来文学系，多看看现在的风向，我如果有什么作品，也肯定要多和各位交流。”
季线林终于十分满意：“余切，你不要对文学社有敌意，文学社也可以是你的朋友，至于你自己有写作的想法，也可以来找我聊。”
“我已经把五四文学社的得罪光了，他们这一波人不毕业，我肯定不敢加进去……我申请自己创个社团。”
余切怕文学社这帮人作诗发狂了，激情作案报复自己。
季线林问：“你创个什么社团？余切，一定要成立文学的社团。”
“当然是文学的社团……既然五四文学社的写诗歌，我就主要以小说为主吧，主题是改开之后面临的各种时代变化……嗯，就叫新现实主义。”
“这个名字还没传开，我先自己胡诌了个来安上。”
季羡林很高兴：“新现实主义好，你们先自己去弄。”
于是，余切点兵点将凑够了人，主要是他经济系的同学和西语系那波留学生，然后交书面申请给团委、学生会，经过批准真把这个社团搞起来了。
他得到了一个免费教室——只有星期二和星期四的使用权，以及课桌、板凳六个，一副别人不要的乒乓球牌子——从课桌上搜罗出来的，还是个瑞典牌子斯蒂卡，以及两三根粉笔。
还有一沓成色十分好的白纸。
白纸是最管用的，这年头很多人用不了一张好纸，全是那种擦屁股都嫌硬的货，而且，一旦你写上字，它又像雾里看花——墨水深深地沁纸了。
余切还拿到了社团经费，一共八十块钱。
八十块钱能拿来做什么？
可以买四百个乒乓球。
余切买了两个球，然后把桌子并到一起，开始打乒乓球。
其中一个板凳一坐就烂，余切干脆拆了板凳，用宽且长的那一面写上“新现实主义”五个大字，立在了课桌上。
伟大的新现实主义学派，成立了！
余切说：“如果有人来找茬，这个就可以拿来砸人……我们正好没有遮挡板，有个板子了，大家就不会发些本来要触网的球来作弊。”
陪他打球的是俞敏宏的前偶像王锵，“那如果我发高球，你又该如何应对呢？”
“你发我也发……王锵，你发球为什么要遮挡？你作弊了！”
王锵说：“什么是遮挡？”
哦，现在还没有遮挡这个规矩，甚至没有抛球高度的规矩。
中国男子乒乓球第一个完成大满贯记录是刘国良，这位兄弟现在还是个9岁的小正太，他生涯的成名绝技就是遮挡，他打的比赛就是和对面互相遮挡，谁遮得狠谁赢。
那老子打球要狠狠遮！
我的乒乓球技术，也走在时代的前列。
王锵说：“余社长，你不能老发这种球，我们都没办法打了。”
“我是社长，我说了算。”
余切打了足足三个星期的乒乓球。
九月份打到了十月份，陆陆续续有一些人来“新现实”社团，但他们只对打乒乓球感兴趣，对写小说不感兴趣。
所有人也并不知道，什么是“新现实”，余切总是说，时机未到。
“你要知道，在南湖的一条船上，一个伟大组织的成立，当时也就13个人。”
“很多事情你得回头看才发现那一天那么伟大。”
大家不知道余切说真的，还是随便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