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一棵树上长不出两种果实。我讨厌亚瑟·黑斯廷斯，正如我讨厌亨利·布鲁厄姆。
——帕麦斯顿子爵
自从下定决心从俄国离开后，亚瑟心中的天平就开始逐渐从辉格党转向托利党。
之所以他会做出这样的决定，除了“畏罪潜逃”的心理之外，更是由于他起了烧冷灶的心思。
虽然塔列朗这个老瘸子名声很臭，但不得不说，他确实教会了亚瑟不少东西。
当初拿破仑被放逐到厄尔巴岛之后，塔列朗被任命为法国代表参加维也纳和会。
当时许多人避谈拿破仑，深怕言多必失。但塔列朗却悄悄与一些仍对拿破仑心存幻想的波拿巴派人士保持书信联系。
后来拿破仑“百日王朝”归来，许多先前背弃了拿破仑的人争相向复辟的皇帝表忠，但塔列朗这时却又稳坐巴黎静观其变，丝毫没有主动贴上去的意思。
事实证明，这个老瘸子的两次选择都堪称明智的典范。
正如他所言：不要太快放弃任何一个人，也不要太快信任任何一个人。
如果把这个道理套在亚瑟身上，那就是：不要太快放弃任何一个政治派别，也不要太快信任任何一个政治派别。政权更替不是灾难，而是机会。
对于他本人来说，赋闲的时光也不是完全没事做，甚至这段时光要比他在位的时候还要重要。
因为只有那些在失势时仍有朋友的人，才能在重新掌权时获得支持者。
至于如何对待莱德利这样惹人恼怒的小伙子？
呵，在亚瑟看来，不忠的朋友或许可恨，但在对的时间，他们仍然有用。
不过在眼下这个时节，要烧的灶可不仅仅是托利党，要维系的关系也不限于莱德利这样不忠诚的朋友。
马车车厢内，亚瑟展开今早新鲜出炉的泰晤士报，上面赫然写着一行醒目的标题《格雷伯爵提交辞呈，墨尔本子爵接任首相》。
亚瑟这样的行内人自然不会对这个轰动不列颠的人事变动感到惊讶，因为他们早在一周前就已经得到了风声。
但在这份文章中依然存在令亚瑟感到微妙的地方。
首先，由于墨尔本子爵接任首相，空出来的内务大臣职务由原军务大臣卡莱尔伯爵接任。
内阁三大宝座的另外两座中，财政大臣阿尔索普子爵和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子爵都得以留任。
战争及殖民地事务大臣斯坦利勋爵请辞，印度管理委员会主席格兰特勋爵升任殖民事务部大臣。
海军大臣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卸任，转由贸易委员会主席、铸币局局长奥克兰勋爵接任。
当然，亚瑟最关心的自然还是大法官的人选变动。
万幸的是，这个职位并没有变动。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大法官依然由尊敬的伦敦大学校董会主席布鲁厄姆勋爵担任。
得知这个消息后，亚瑟今天早上的胃口都好了不少，仅仅一顿早餐便吃了一盘培根和两个煎蛋，甚至连没加糖和牛奶的红茶都不小心多喝了一壶。
高兴之余，亚瑟也从这份人事变动中读懂了前首相格雷伯爵和辉格党接下来的政策风向。
在新一届内阁中出局的有海军大臣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与战争及殖民事务大臣斯坦利勋爵，而如果仔细注意《伦敦公报》上的非内阁人事变动，还可以发现邮政总局局长里士满公爵、掌玺大臣里彭伯爵也一同卸任了。
而这群被《泰晤士报》称为“德比帮”的辉格党大佬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都认为《爱尔兰教会世俗事务法案》威胁到了爱尔兰国教会的既定地位，与他们的政治原则不符，是爱尔兰教会改革的强烈反对者。
德比帮的集体去职也说明了当下辉格党的态度，即便前首相格雷伯爵辞职，但他们依然不会动摇推动《爱尔兰教会世俗事务法案》的决心。
只不过亚瑟总觉得辉格党团似乎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诚然德比帮反对在爱尔兰推动教会改革，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近年的多项改革中都扮演了开路先锋的角色。
而其中最令亚瑟欣赏的便是前海军大臣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他曾经一度被认为是辉格党激进派中不可或缺的悍将。
早在几年前威灵顿公爵掌权时，处于弱势的格雷厄姆便毫不避讳的在竞选演说中高调宣称自己的政治主张：我是一位蓝党人，我过去是蓝党人，我现在是蓝党人，我也希望我将来永远是蓝党人。我并不为此感到羞耻，愿上帝保佑，蓝党永远不必为我感到羞耻。托利党是‘宫廷党’，他们的目标是扩张王权。而辉格党，也就是‘乡绅党’，则为维护人民权利、捍卫民意、促进人民幸福而奋斗。
而让格雷厄姆名声大噪的，还是他在下院提出削减公职人员薪资的动议，以及批评枢密院大臣们高额薪金的主张。
而在格雷伯爵上台执政后，格雷厄姆不仅参与起草了《议会改革法案》，并且还以海军大臣的身份在皇家海军内部推动了多项艰巨改革，其中既有唯才是举（不以党派身份选拔任用海军部官员），提升水手待遇和退役金等福利保障水平，下令废除多项军队肉刑。
唯一可惜的是，他在皇家海军习以为常的抓壮丁入伍（强征制度）上碰了钉子。
虽然格雷厄姆在这项制度上连踹了好几脚，但最终依然没能废除这项老传统。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政绩斐然的大臣，却因为在爱尔兰问题上与辉格党团意见不同而去职，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况且在亚瑟看来，格雷厄姆反对《爱尔兰教会世俗事务法案》的论点确实有一定道理、
格雷厄姆认为：不列颠和爱尔兰政治联合的根基，便是以教会为纽带。任何对教会体制的干预，都可能动摇大厦根基，最终导致联合的瓦解。
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格雷厄姆的观点显然令人难以接受。
但是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上，为了促进不列颠和爱尔兰走向联合，以国教圣公会对爱尔兰进行逐步同化绝对是有必要的。哪怕这个同化的过程十分缓慢，甚至有侵犯宗教自由这样基本人权的嫌疑，但是哪怕要花上一两百年的时间，这项工作也得做下去。
而格雷厄姆等人的去职也不仅仅是辉格党损失了几位得力干将这么简单，因为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曾经长期充当着辉格党内的粘合剂。
像是格雷厄姆这样相对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在辉格党内既可以与“过于有主见”的布鲁厄姆勋爵和达拉莫伯爵说上话，又可以与帕麦斯顿子爵这样老谋深算在托利党与辉格党之间横跳的老江湖搭上茬。
至于为什么要特意把布鲁厄姆勋爵与帕麦斯顿子爵拎出来说呢？
那自然是因为这两个人非常的不对付。
帕麦斯顿子爵与布鲁厄姆勋爵的过节甚至在亚瑟还没降生于这个世界的时候便开始了。
那是1806年，当时帕麦斯顿刚刚从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拿到文学硕士的学位，恰巧碰上首相小皮特不幸因病去世，为此剑桥大学不得不忍痛挥别这位两度出任首相、前后执政长达20年的杰出校友，并重新选出一位代表剑桥大学新议员。
在不列颠，剑桥和牛津的议员席位向来被视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年轻的帕麦斯顿很难对此不动心。
但不幸的是，对这个位置动心的可不止他一个，与当时籍籍无名的帕麦斯顿相比，同样年轻但看起来更有前途的斯宾塞勋爵、阿尔索普勋爵和佩蒂勋爵显然更吸引人的注意。
当时正担任卡洛琳王妃私人法律顾问、已在不列颠政坛颇有声望的布鲁厄姆勋爵就曾给剑桥大学的麦考莱勋爵写信，明确表达了他对帕麦斯顿的竞争对手佩蒂勋爵的支持。
布鲁厄姆勋爵在那封信中难掩对帕麦斯顿的轻蔑态度：候选人之一的帕麦斯顿，一个月前才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他缺乏胜任这一职位所需的一切素质。我清楚地记得曾在爱丁堡见过他，当时他在爱丁堡大学上了几年大学，后来又转学去了剑桥。正是由于我对他的家庭和他自身的了解，所以才更令我百倍期望佩蒂能在剑桥选区获得成功。帕麦斯顿的家族极端反对废奴主义，在这方面几乎无人能敌。而且我认为，这个年轻人实在太自我了。对这个年轻人来说，他来参加竞选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所有充满野心的目标中，廷臣的生活是最辉煌的。如上所述，你难道不觉得朋友们有着更多理由来竭尽全力支持佩蒂击败帕麦斯顿吗？
因此，如果细数二人之间的梁子，实际上都已经结下快三十年了。
而在1809年，年仅25岁的帕麦斯顿被首相珀西瓦尔委以军务大臣的重任，负责监督指导军队、民兵和志愿军的所有账目，并且他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19年。
如果撇去亚瑟与帕麦斯顿的私人恩怨不谈，亚瑟必须公道的说，帕麦斯顿在这个位置上其实干得相当不错。
帕麦斯顿在任期间，一直致力于提高军队效率，而且就不列颠在拿破仑战争中的表现来看，英国陆军确实很少在后勤补给方面出问题。只不过，由于长期在战争部任职，帕麦斯顿也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套热衷于拥护国家权力和军事力量的政治风格。
而且从那时起，他独断专行的脾气便已经初见端倪，虽然当时他只有二三十岁，但他却从不愿意在与两任英国陆军总司令大卫·邓达斯爵士和约克公爵的斗争中让步。
当时的英国战争部远远不是一个如同今日各国国防部那样显赫的部门，许多老派军官都认为战争部纯粹是为了执行总司令命令而创立的辅助部门。但帕麦斯顿却固执的拒绝以这种观点看待自己的部门，为了让战争部的权威得到确认，年轻的帕麦斯顿常常会和大卫·邓达斯爵士、约克公爵吵得脸红脖子粗，甚至不惜闹到国王陛下面前去。
而在战争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后，帕麦斯顿又打算在议会更多的发挥自身的作用。
只不过他刚刚生出了这个念头，便在议会撞见了一位对他口诛笔伐的老对手——布鲁厄姆勋爵。
按照帕麦斯顿自己的话说：“这位可敬而学富五车的官员对我进行了指责，我当然无法反驳这位值得尊敬的绅士本人。因为他很少用自己的观点来干扰下议院的工作，并且在所有事件中谨言慎行，不愿与人争辩，也不对宪法发表长篇大论。所以我决定让自己专心于手头的事务，专心于今年的军队预算。”
换而言之，在布鲁厄姆勋爵摆出的“重炮”面前，帕麦斯顿按照军事经济学的常识简单计算了一番，发现要想打赢这场嘴仗，要花销的时间和精力肯定不小，于是便主动退却了。
他在面对两任陆军总司令时始终不愿让步，然而却在议会里面对布鲁厄姆勋爵时却退避三舍。
仅就这点而言，帕麦斯顿绝不是反对派口中那个只知道捏软柿子的家伙，那只不过是因为他太过务实了，以致于在旁人看来，他好像一直在捏软柿子。
毕竟在大部分时候，捏软柿子肯定是最经济实惠的选择。但如果必须要碰硬茬子，帕麦斯顿肯定也不会犹豫。
而今天，他显然打算捏捏一个看起来像是软柿子的硬茬子。
马车停在唐宁街15号的门前。
比之两年前，伦敦的工业化程度又提升了不少，相应的，混杂了工业粉尘的有毒雾霾同样浓厚了几重。
亚瑟下车前，忍不住用手指轻轻拂过袖口上的煤灰，他今日特意穿了那套灰蓝色的双排扣外套，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至少耐脏。
唐宁街还是那条沉默的街，负责安全保卫的警卫们已经换了新的一批，环顾一圈也找不到几个熟面孔。
但好在他的名字依旧那么好使，亚瑟朝门前递去请柬，穿深蓝制服的年轻守卫立刻认出了他的名字，将他迎入外交部内厅。
穿过长廊，一道熟悉的身影早已在那等他了。
“亚瑟，我的老伙计！”外交部助理次官奥古斯特·施耐德先生上前一步握住了他的手，脸上挂着外交官特有的礼貌笑容：“你总算到了。帕麦斯顿子爵他……今天的心情勉强还算不错。”
“‘还算不错’是什么意思？”亚瑟一边走一边发问，他其实不是很关心帕麦斯顿心情如何，若非要维持基本的体面，他甚至都懒得来外交部一趟：“你是说，他觉得我在俄国干得还不错？”
“那倒不至于。”施耐德回以一个眼神：“我是说，至少他现在还没有决定把你送进塔楼。”
亚瑟忍不住轻笑一声：“他是不是已经知道我和厄克特在高加索的全部安排了？”
“知道。”施耐德回答得很快：“准确地说，他知道比你想象的还多。你和厄克特的那份‘机密备忘录’，我猜有人把副本‘匿名’送来了白厅。”
亚瑟眉梢微动，保持沉默。
一瞬之间，他的脑海中闪过了几个名字，但最可疑的还是他的私人秘书亨利·布莱克威尔先生。
“放心。”施耐德压低嗓音：“他没发火。至少没把茶杯砸了。”
“是啊！”亚瑟阴阳怪气的回了声：“没砸茶杯，这在不列颠的外交史上实属奇迹。我还以为我以后要和科德林顿将军一个待遇，被从地中海舰队司令的位置上踢去朴茨茅斯海军基地。咱们外交部有类似朴茨茅斯海军基地的流放地吗？”
施耐德轻咳了一声，似乎想掩饰笑意：“当然有，不过我们外交部比较讲究斯文，一般不叫‘流放地’，我们叫它：驻荷属西里伯斯事务联络处。”
“那是什么鬼地方？”
“太平洋，婆罗洲附近的一个岛，比朴茨茅斯海军基地气候更热，比印度疾病更多，但好消息是，那里没有议会质询，也没有《泰晤士报》的专栏记者。”
亚瑟并没有透出他先前已经向帕麦斯顿递交书面辞呈的消息，而是假装自嘲了一句：“嗯……听上去确实很适合我现在这种人。”
“别急着归类自己。”施耐德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我还没见过哪个真正的流放者能在白厅茶歇时被大臣点名请进办公室的。”
外交部走廊安静得过分，偶尔一两个身影走过，也都仿佛刻意压低了脚步声，这是典型的帕麦斯顿执掌下的部门风格。
那扇漆成深红、边框嵌金的大臣办公室胡桃木门伫立在走廊尽头，显得格外庄重和严肃。
施耐德先是驻足停步，直到看见亚瑟微微点头，这才伸手敲门。
咚咚咚的三声叩门声，清脆而富有节奏。
门内传来一道略显沙哑但平稳的男声：“进来。”
阳光透过高窗洒落在地毯上，身着银灰马甲的帕麦斯顿子爵正坐在那张厚重的红木办公桌后，身前摊开一份折迭整齐的地形图。
他没有立即抬头，而是用右手轻轻拍着地图的某一角，仿佛在确认什么位置。
“喔，是亚瑟·黑斯廷斯爵士啊！”帕麦斯顿抬头确认了一下，旋即抬手示意道：“请坐吧。”
亚瑟在他对面的软椅上坐下，刻意放慢了动作，他知道此刻不能让自己显得急于辩解，否则就输了。
帕麦斯顿将地图轻轻放下，站起身打开酒柜取出了一瓶威士忌。
“我看过你的报告，也看过那份备忘录。”他说道：“你很有胆识，也很有创意。”
“可惜不合规矩。”亚瑟接口道。
“你说得很对。”帕麦斯顿并不否认：“外交体系之所以存在，正是为了让非正规的创意不至于成为国家的灾难。在这一点上，你和戴维·厄克特爵士的做法并不能令人满意。”
帕麦斯顿走到亚瑟面前放下酒杯：“你觉得我的批评是不是过于严厉了？”
亚瑟摇了摇头：“称不上严厉，实话说，阁下，我事先预想过更糟糕的场面。”
帕麦斯顿笑了一声，给亚瑟斟满酒杯：“你从俄国发回的那几份外交报告写的相当不错，不仅仅是有价值，而且读起来也很有趣。我本以为俄国的情况应该会和我想象中不太一样，但事实证明，二十年过去，他们还是老样子。”
亚瑟听到这里，不由皱起眉头：“您之前去过俄国？”
“没去过。”帕麦斯顿品了口威士忌：“不过我1815年的时候去巴黎参加过一场阅兵，就是那场反法同盟为了庆祝击败拿破仑而举办的阅兵。阅兵彩排的时候，我发现外国军队的步伐比我们小，而且总是显得很笨拙。正因如此，我们军队昂然的步伐让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大受震动，所以他立即下令自己的军队也要采用不列颠的行军步伐。结果嘛，不难预料，俄国士兵在习以为常的步伐和沙皇命令的新步伐之间感到混乱迷茫，结果在玛尔斯广场举办的阅兵仪式上完全乱了阵脚。沙皇为此大为恼火，并当场下令把负责训练阅兵方阵的三个上校逮捕起来，并关进了禁闭室里。然而，沙皇的副官却对我说，这三个上校已经很走运了。因为至少沙皇没有命令他们在24小时内学会像芭蕾舞明星韦斯特里斯一样跳舞，不然就发配到西伯利亚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