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黄帝正昏姻而父子定，周礼，父在为母服齐，以体黄帝之精义，而正性以节情，非圣人莫能制也。
武氏崇妇以亢夫，而改为斩里，于是三从之义毁，而宫闱播丑，祸及宗社。开元七年，敕五服并从礼传，乃士大夫议论纷起，各从其意，迷先圣之典，逆时王之命，褚无量歏曰：“俗情肤浅，一紊其制，谁能正之？”伤哉！
言之而无能知也，知之而无能信也，信之而无能从也，圣人不足以垂训，天子不能以行法，天下之锢人心、悖天理者，莫甚于俗，莫恶于肤浅，而奸邪悖道者不与焉，有如是哉！
奸邪悖逆之坏法乱纪也，其恶著，其辨不能坚，势尽情穷，及身而止，无以乱天下后世也。俗则异是。其始为之倡者，亦怀奸耳，亦行邪耳，亦悖王章、逆天理、以逞其私耳；乃相沿而成，末流之氾滥，则见以为非而亦有其是也，见以为逆而亦有其顺也。
其似是而顺乎人情者，何也？人莫不所溺而利以为归也。夫人之用爱也易，而用敬也难；知情者众，而知性者少；于养也见恩，而于德见惮；皆弱也。
而不但此也。出而议礼于大庭，入而谋可否于妻子，于是而父之得与母同其尊亲，亦仅存之法纪使然耳。不然，伸母以抑父，父齐而母斩，又岂非其所可为、所忍为者哉？
于是亲继父而薄继母，怙母党以贼本支，茫然几不知为谁氏之子。“何知仁义，以享其利者为有德”，犹且自诩孝慈以倡率天下，中国之不狄、人之不禽也，几何哉？
天性者，藏密者也，非引闻见以归心、潜心以体性、顺性以穷理者，不能喻也。肤浅以交于人伦，十姓百家浮动之志气，违天理而与奸邪悖逆者之情相合，所必然已。
故曰：恶莫大于俗，俗莫偷于肤浅。无量之欢，垂之千年，而帝王不能正，士大夫不能行，呜呼！人道之沦亡，吾不知其所终已！
九
论鲁庄公者曰：“母不可制，制其侍御之人。”以此而事不顺之父母，未尽善也，以施之不令之兄弟，则义正而恩全，道莫尚焉。舜使吏治象国，而不得暴其民，圣人亦如是而已。不谓玄宗之能及此也。
驸马都尉裴虚己私从岐王游，挟图识，坐流新州，离其婚，法严而无所贷；于岐王则不以此怀疑，而慰安之如故。夫虚己挟邪说以私交，而岐王客之，王岂无罪乎？
而虚已之辟既伸，则游王门者咸知畏忌。以生长深宫之帝子，居宦官宫妾之闲，旦歌夕饮以其邪心，固不待加威而自安侯服矣。
无左吴、赵贤，则淮南不能谋逆，无宇文述、杨素，则杨广不能夺嫡；无张公谨、尉迟敬德，则太宗不能杀兄；天下之乱，酿成于徼幸功名者之从臾者类然也。
博望启，而戾太子之项县于湖城；天策开，而隐太子之血流于玄武；事成则祸及于国，不成则殃及于身。玄宗日游诸王于鸡吹笛之闲，而以雷霆之威，亟施之挑激之小人，诸王保其令祚，王室无所震惊，不亦休乎！
不能殛逐爚乱之奸，继乃摧残其同气，睿宗所以纵窦怀贞而仅存一妹，终以伤心也。周公以顽民授管叔，固不如舜之与象以天子之吏治其国，而永保其恩也。
故曰：“圣人人伦之至也。”法其一端，可以尽伦，可以已乱，尧、舜之道，人皆可学，亦为之而已矣。
十
汉之太守，去古诸侯也无几，辟除赏罚兵刑赋役皆得以专制，而县令听命如其臣，故宣帝诏曰：“与我共天下者，其一千石乎！”太守之权重，则县令之任轻，故天子详于二千石之予夺，而治道毕举矣。
唐、宋以降，虽有府州以统县，有禀承稽核之任，而诛赏废置之权不得而专，县令皆可自行其意以令其民，于是天下之治乱，生民之生死，惟县令之仁暴贪廉是视，而县令之重也甚矣。
玄宗敕在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举县令，诚重之也。重之于举之之始，必将以保任分功罪，其得也，但得文饰治具之士，葸弱免咎，而无以利民；其失也，举主畏连坐之罚，而互相揜蔽以盖其奸；则保举之法，不足以肃官常、泽min生，固已。重之者，岂徒在选举之日乎？
夫县令之任重矣，而其秩则卑，故后世多以为筮仕之官，才不才非有前效之可验，欲先辨而使克副其职，虽具知人之鉴者未易也。
然士当初受一命，初试一邑，苟非繇胥史异途而升，则其不畏清议、廿为败类、以病国虐民者，固鲜矣。无以激之，其浊不惩；无以扬之，其清不展；轧于上官，其用不登；责以奔趋，其节不立；夫亦存乎上之所以用之者耳。重宪纪以纠其不若，则有所戒也；县清要以待其拔擢，则有所劝也。
成法之外，许以因地而便民，则权可任也；供顿驿递之役，委之簿尉，而弗效亵役之劳，则节可砺也。夫然，则贤者志得，而不才者亦勉而自惜；若其尤不肖者，固比类相形，愆尤易见，持法以议其后，亦不患稂莠之难除矣。何事于未试之前，以不可保之始终绳荐举者，而责以所难知哉？
开元之制，乍行之以昭示上意之所重，可也；据以为法，而弊即在焉。重者，用之重也，非一选举而可毕任贤养民之道也，用之重而治可几矣。
十一
罢兵必有所归，兵罢而无所归，则为盗、为乱。张说平麟州叛胡，奏罢边兵二十万人，而天下帖然，盖其所罢者府兵也，府兵故农人也，归而田其田、庐其庐，父子夫妇相保于穹窒栗薪之闲，故帖然也。于是而知府兵之徒以毒天下而无救于国之危乱，审矣。
说之言曰：“臣久在疆场，具知其情，将帅苟以自卫及役使营私而已。”夫民之任为兵者，必佻宕不戢、轻于死而惮于劳之徒，然后贪釃酒椎牛之利、而可任之以效死。夫府兵之初，利租庸之免，而自乐为兵，或亦其材勇之可堪也。
迨其后著籍而不可委卸，则视为不获已之役，而柔弱愿朴者，皆垂涕就道以赴行伍。若此者，其钝懦之材，既任为役，而不任为兵，畏死而不惮劳，则乐为役以避锋镝，役之而无不受命，骄贪之将领，何所恤而不役以营私邪？
团队之长役之矣，偏裨役之矣，大将役之矣，行边之大臣役之矣；乃至纨袴之子弟、元戎之仆妾役之矣；幕府之墨客，过从之游士，弹筝击筑、六博投琼、调鹰饲犬之徒，皆得而役之。
为兵者，亦欣然愿为奴隶以偷一日之生。呜呼！府兵者，恶得有兵哉？举百万井疆耕耨之丁壮为奴隶而已矣。纵遣归田，如奴隶之得为良人，而何弗帖然邪？
无彊悍不受役之气，有偷安不恤役之情，因其有可役之资，而幸收其效役之利，行则役于边臣，居则役于长吏，一时不审，役以终身，先世不谋，役及后裔，天下之苦兵也，不待矢石相加、骴骼不返、而后怨毒填胸矣。
是张说所奏罢之二十万人，无一人可供战守之用，徒苦此二十万之农民于奉拚除、执虎子、筑毬场、供负荷之下。故军一罢，而玄宗知其劳民而弱国也，而募兵分隶之议行，渐改为长从渐改为犷骑。穷之必变，尚可须臾待哉？而论者犹责玄宗、张说之改制异于古法，从事于君子之道以垂法定制而保国安民者，不宜如此之卤莽也。
所患者，法弊已极，习相沿而难革，虽与更张，害犹相袭。故自说罷边兵而边空，长从彍骑制未定而不收其用，边将承之，畜私人，养番兵，自立军府，以酿天宝之乱。
盖自府兵调戍之日，早已睥睨天下之无兵，而一旦撤归，刍粮赢余，唯其所为，而朝廷固莫之能诘也。数十年府兵之流祸，而改制之初受之，乃举而归过于召募，胡不度人情、循事理，而充耳塞目以任浮游之说轻谈天下事邪？
十二
一议也，而以私与其闲，则成乎私而害道。唐、宋以下所称持大体、务远图之大臣，未有不杂公私以议国事者，故忮主奸臣倒持之以相挠而相胁。
玄宗与宰相议广州刺史裴伷先之罪，张嘉贞请杖之，张说曰：“刑不上大夫，为其近于君也，且所以养廉耻也。”其言韪矣，允为存国体、劝臣节之訏谟矣。
既而又曰：“宰相时来则为之，大臣皆可笞辱，行及吾辈。”此与宋人“勿使人主手滑”之说同。苟怀此心以倡此说，传之上下，垂之史策，人主将曰：士大夫自护其类以抗上而避害，盖古今之通习，其为存国体、奖士节，皆假为之辞，不可信也。
贾谊以不辱贵大臣谏文帝，亦与说略同，而谊以新进小臣，非绛、灌之伍，自可昌言而无讳。说怀“行及我辈”之心，与同官噂沓以语，则不可令人主闻，而开后世臣主猜防之釁。念一移而言随得咎，过岂在大哉？
且夫士之可杀不可辱者在己也，非挟持以觊上之宽我于法也。居之以淡泊，行之以宁静，绝贿赂之门，饬子弟之汰，谢游客之邪，息党同之争，卓然于朝右，而奚笞辱之足忧？诚有过也，则引身以待罪；言不庸也，则辞禄以归耕。
万一遇昏暴之主，触妇寺权奸之忌，而辱在不免，则如高忠宪攀龙之池水明心，全肢体以见先人于地下。又其不幸，固义命之适然，虽辱而荣者。
规规然计及他日之见及，而制人主以不我辱，士大夫有门庭，而君不能有其喜怒，无怪乎暴君之益其猜忌，偏以其所不欲者加之也。
说自诩其识之及远，而自君子观之，何以异于胥史之雄，钳制其长吏为不可拔之根株也乎？
天下之公理，以私乱之，则公理夺矣。君臣之道丧，唐、宋之大臣自丧之也。于是而廷杖诏狱之祸，燎原而不可扑矣。
十三
春秋纪晋盟诸侯于商任，以锢栾氏，讥其不能抚有，而又重禁之于人国，为已甚也。封建之天下，国各私其人，去其国则非其人，于是而有封疆之界以域之。
而硕鼠之诗曰：“逝将去女，适彼乐士。”亦挟去以抗其君。上下交相疑贰，衰世之风，不可止矣。
天下而一王矣，何郡何县而非一王之土？为守令者，暂相事使而固非其民，民无非天子之民也。土或瘠而不给于养，吏或虐而不恤其生，政或不任其土之肥瘠，而一概行之，以困其瘠，于是乎有去故土、脱版籍而之于他者。
要使耕者耕、工者工、贾者贾，何损于大同之世，而目之曰逃人，有司者之诐辞也，恶足听哉？
民不可使有不服籍者也，客胜而主疲，不公也；而新集之民，不可骤役者也。生未定而力不堪也。若夫捡括之而押还故土，尤苛政也。民不得已而远徙，抑之使还，致之死也。
开元十年，敕州县安集逃人，得之矣，特未问其所以安集之者奚若也。安集之法，必令供所从来，而除其故籍，以免比闾宗族之代输，然后因所业而徐定其赋役，则四海之内，均为王民，实不损，而逃人之名奚足以立乎？
然则邑有逃亡，可罪其守令乎？曰：未可也。地之肥硗，既其固然矣；征徭之繁简，所从来者非一日也。转徙多，则相其陂池堤防之便而化其土，问其徭役堕积之敞而平其政，非守令之能专，乃抚治大臣所任也。
邑多新附之民，可赏其守令乎？曰：未可也。守令之贤不肯，能及于版籍之民，而不能加之新附，若其以小惠诱人之来徙者，又非法之所许也。
无旷土，无旷民，解法禁以任所在，而土者仕、农者氓，安集之令，犹为赘设也乎！
十四
唐多才臣，唯其知通也。裴耀卿之于漕运，非可为万世法者乎？壅水以行舟，莫如易舟以就水；冒险以求便，莫如囚时而避险；径行以求速，莫如转递以相续。
江河各一其理，南北舟工各一其习，水之涨落各一其时，舟之大小各一其制。唯不知通也，以一舟而历数千里之曲折，崖阔水深，而限之以少载；滩危碛浅，而强之以巨艘。
于是而有修闸之劳；拨浅之扰，守冻之需迟，决阳之阻困；引洪流以蚀地，乱水性以逆天，劳攰生民，縻费国帑，强遂其径行直致之拙算，如近世漕渠，历江、淮、汶、泗、河、济、漳、沽，旷日持久，疲民耗国，其害不可胜言，皆唯意是师，而不达物理者也。
于天下之务者，因天之雨旸，就地之险易，任人之智力，为其所可为，不强物以自任；则以理繁难、试艰危、通盈虚、督偷窳、禁盗侵，无不胜也，自宋以后，议论猥多，而不可用者，唯欲以一切之术，求胜于天时、人事、物力，而强以从己而已矣。唯唐有才臣，方之后世，何足述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