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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讨会

    在余切去往蓉城的过程中,前一个星期,《红岩》杂志的主编黄兴邦也看到了他这一篇奇文,《天若有情》。

    《红岩》杂志是省级刊物,战绩辉煌,79年创刊后,立刻有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发表,并在去年拿到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这几年发掘了一批年轻创作者,同时也大力转载和推广现实题材作品。

    其实从艺术性上来讲,《天若有情》是缺乏的,而现实性相对满足,因此写了回信通知录用。

    黄兴邦本人写小说没天赋,他主攻报告文学。

    《天若有情》正是一种第三者的旁观叙述,让他觉得挺稀奇,另外,题材的创作也对应了国内严峻的治安现实,无疑具有某些现实因素的对应,符合杂志对现实题材作品的一贯偏爱。

    作者的文笔老道辛辣,尤其有一种莫名的可读感,每每到他有一丝丝要失去阅读耐心的时候,就立刻抛出新的吸引点,这和传统小说的诘屈聱牙完全不同,他还不知道那是一种名为爽文节奏感的东西……总之,拿到这篇稿子后,黄兴邦一口气读完了整个故事。

    并抽了一根烟。

    太爽了,就像是在看电影,有画面感。

    黄兴邦吸了吸鼻子,为结局的戛然而止感到惋惜。

    故事里面的主角华弟,终究是死了。

    作者余切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新人,但一度令他以为是某个大神的马甲,看看他的投稿地,万县,他的风格和万县的另一个文坛大哥马识途是很相似的:不爱炫技,无长篇大论的描述,可读感好,故事性强。

    不仅描写了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也展现了他们在现实困境中的挣扎与矛盾。

    而余切是反过来了,写一个小混混,但也写出英雄气,叫人喜欢他,最后却又让其横死街头,然后你不禁想,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只能说一句,妙!

    这篇稿子在《红岩》杂志的编辑室传开,不少人想见见这个余老师是何方神圣。

    “他肯定是笔名,谁会叫这个名字呢?像是搞数学的。”

    “岁数不小了,至少也得是个中年人,一些提点、感悟,不是年轻人想得到的。”

    “这人以小见大,写的是爱情故事,说的却是现下的社会……无所事事的人那么多,都没有工作,怎么能不生事呢?”

    正好,黄兴邦得知马识途本人回家探亲,顺道路过渝省《红岩》编辑部去蓉城(他本人已在蓉城定居),于是给他看了这位余切的作品。

    马识途的评价很高。

    八十年代的许多作品存在可读性不强,过于发散的问题,而这个故事却没有,契合马识途本人的创作理念:以读者优先,摆一个好耍的龙门阵(俚语:聊天,讲乐子)。

    他说,余切这个作品是为读者服务的,以读者为本。

    现在很多作家忙着搞伤痕文学,忙着控诉、表达,他们没有珍惜自己文字与读者见面的机会,错误的以为,读者会永远的看下去,对他们那套东西痴迷下去。

    有时候看看上面的文章,还不如我三十年代后期,当地下党的时候,和小衙门和机关结识过的那些小人物摆的龙门阵有意思!我去他们那坐冷板凳,喝冷茶,乱扯谈,摆龙门阵,听到了我难以想象的奇闻异事!

    事实也的确如此啊,其实仅仅是五六年后,到八十年代末,已经有很多作者感到“文学和群众之间曾无与伦比的亲密关系”已经消失了。

    为什么消失的如此之快,恐怕这是作者们该去反思的事情。

    适逢川省文协在蓉城搞研讨会,一些年轻作家和老牌作家前去参加,大家建议,让这个余切来研讨会上聊聊他的见解,正好也借此见见,他是何方神圣。

    黄兴邦的手里缺文章,他也跟着去蓉城公费旅游,和余切当面交流,最好是督促余切写一篇文出来,考虑要不要长期合作。

    余切有可能是一个高产作者,他符合高产作者的基本特征:

    无业游民,新人,喜好现实题材类型,文风独特——这种人往往在一段时期内,他的灵感火花仍然会闪烁下去。

    另外,黄兴邦对《天若有情》的结局稍有不解,他觉得力度不够。

    这也是需要再讨论的。

    接下来就是定研讨会的写作主题。作者们会围绕着某主题展开创作,可以是某题材、某社会热点、某一名家的作品、某一文学流派等。

    眼下有这几件大事。

    头一个当然是开放,在此框架下,国营转制、待就业、知青返乡乃至于高考都是其下的附属内容。

    其次是南方边境正在进行的冲突,这场战争自1979年开始,已经进入长期对峙阶段,成为广大文艺界人士的创作素材,《高山下的花环》以及后面的《凯旋在子夜》都是这一时期的文章。

    而在文学界,旷日持久的大事是对过去如何定义,对未来如何走向,乃至于随之出现的伤痕文学、反思小说的潮流,借古喻今的对文学历史的重写,对民族文化的寻根和西方文学的汲取,朦胧诗派的衰落、还有对启蒙、人道主义等的提起,在学术创作上对所谓“主体论”的宣扬等等。

    一句话总结,这时候文学是很迷茫的,百花齐放和无序混沌是它的一体两面,而且有在往彻底的严肃文学转变趋势。

    前面所提到的“失去和群众曾有的无与伦比的亲密关系”也是这种向严肃文学而非大众文学转变,所酿造的苦果。

    部分作者先自我孤立了读者,而后读者也抛弃掉他们。

    好在,本次研讨会选择的主题并不是严肃文学,由马识途本人敲定,故而,最终选择的主题是战争。

    “这次来的年轻人居多,‘战争’这个主题,是否太大了?”黄兴邦其实不同意。

    然而黄兴邦不得不同意,“就是要大一点。”因为马识途马大哥已经反驳了,“不大,见不出真水平!”

    事情于是定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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